文學角 | 報告文學作家的膽識與擔當——評徐錦庚《澗溪春曉》

內容提要：

本文從強烈的批判性、精彩的戲劇沖突結構、難得的鄉村工作教科書三個方面，對《澗溪春曉》一書展開深入分析並給予了充分肯定。強烈的評判，來自作者的學識、史識與膽識，來自類似趙樹理的創作理念。精彩的戲劇沖突結構，是由三四十個激烈性、日常性、戲劇性矛盾沖突的小故事構成的。稱其為難得的鄉村工作教科書，是因為作品充分展示了高淑貞這位迎難而上、見招拆招、公平公正、勇於擔當的鄉村工作者的智慧和行政技巧。文章最后提出了幾個引人思考的問題：鄉村脫貧后的“二律背反”問題、報告文學的文化底蘊問題及報告文學的語言問題。

關鍵詞：

《澗溪春曉》 徐錦庚高淑貞 膽識 擔當

《澗溪春曉》，多麼富有詩意的書名。在報告文學領域使用如此雅致而富有詩意的書名並不多見。

“三澗溪，山東章丘的村庄。一聽名字，就很有詩意。”①“詩意的村名，畫般的村貌，這個中國北方的村庄，表面看去，小橋流水，波瀾不驚。”②作者開宗明義，這美、這雅、這詩意，來自“成風化人、由亂到治”的“全國鄉村治理示范村”。如果從文化風景研究考慮風景的美學價值，風景與政治、風景與種族、風景與地方、風景與國家意義、風景與農業、風景與現代科技……此題可能更有深意。

一

全書指名道姓（盡管作者在“尾聲”中聲明：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批評的負面事情所涉單位人物不下35個。對於這些中間人物、負面人物不僅有簡單的外貌描寫，而且還揭出幕后的權勢。這是近20多年來，報告文學作品中所少見的。作品回歸了報告文學初始的批判性、戰斗性。

讀此作，很容易讓人想到高曉聲的創作、趙樹理的創作和“寫中間人物論”。寫負面人物，寫中間人物，這樣才容易出戲，才會產生生動的戲劇效果。歷史告訴我們，在和平年代，矛盾斗爭主要是先進與落后、正義與非正義、善與惡、公與私的斗爭，而這些矛盾沖突更集中表現在中間人物，落后自私人物身上，而在這種日常、平凡、繁瑣的斗爭中，也才能更准確地塑造平凡而偉大的英雄。

二

報告文學是文學，文學是需要講求結構的，由於報告文學受文體所限，它不能使用虛構、夸張、變形等藝術手段，所以報告文學更注重結構、細節和語言等，以追求其文學性和審美效果。

《澗溪春曉》展示的，既是村官高淑貞的奮斗歷程，也是一個村庄的治理故事。一般來說，情節是人物性格的發展史，當情節“溢出”性格范疇時，我們稱之為“以情節取勝的報告文學”。而當性格“溢出”情節時，我們稱之為“人物傳記式報告文學”。面對眾多榮譽加身的優秀人物高淑貞，多數作者會沿著抓住她的性格特征，把握她的命運，通過她的命運起伏，設置懸念來吸引讀者，講好中國故事。而徐錦庚一反常態，別出心裁，用戲劇沖突結構全文，“村庄並不寧靜。幾乎每天，都有矛盾沖突，都有暗流涌動”③。三四十個矛盾沖突的小故事，以其沖突的激烈性、日常性、戲劇性，強烈地吸引著讀者，使人讀之欲罷不能，盼著一口氣讀完。例如釋印把、奪資產、打官司、砸硬殼、移壽墳、查黑井、遷祖墳、關豬場、平醫鬧……任何一節改編成戲劇，都不乏戲劇沖突和戲眼，都能精彩動人。

報告文學的戲劇沖突、戲劇性，是真實的生活故事的精准、集中提煉，是故事性的濃縮。通過連綿不斷的一個個激烈、生動的戲劇沖突故事，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不按常規行事、不按套路出牌的當代“李雲龍式”的女村官的生動感人形象。

作為戲劇屬性的戲劇性，它具有展示性、沖突性、開放性、多元性，並非隻存在於大是大非的斗爭中，在疾風暴雨的民族斗爭、階級斗爭結束之后，我們日常生活中廣泛存在的是正與邪、善與惡、公與私、義與利的矛盾沖突。這些矛盾沖突便構成我們文學作品中的戲劇沖突，通過對這種戲劇沖突的提煉與表達，來完成作為戲劇屬性的戲劇性。對於報告文學而言，它追求的是作為審美屬性的戲劇性，也就是把握一種既扣人心弦又出人意料的審美效果，緊張感、意外感、震驚感是其審美特征。

作品中的主人公高淑貞長袖善舞、審時度勢、葷的素的、文的武的、唱念做打，十八般武藝全用。她已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規范化、模式化的村支書形象。她常常讓我們感到壓抑、緊張、同情，而她處理問題的方法與技巧又讓我們感到意外、震驚和欽佩。現實生活中真實的高淑貞與文學審美意義的高淑貞，在作者筆下融合統一，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給文學畫廊增添了一個全新的藝術形象。一個機智勇敢，勇挑重擔，勇往直前的“女漢子”形象。

三

作者寫作此書的目的很明確，他在自序中寫道：“我寫三澗溪，是想順著高淑貞這條主線，在錯綜復雜的矛盾中抽絲剝繭，理清成績背后的脈絡，探尋事物發展的規律，破譯鄉村治理的‘密碼’，為基層治理提供一份鮮活的‘樣本’。”④以高淑貞個人經驗來補寫主流敘事，體現出一種鮮明而獨具個性的新農村建設中系統性矛盾的具體解決辦法。每個人都可用自己的方式去詮釋使命擔當，展現家國情懷，高淑貞具有基層干部的共性，也具有高淑貞的獨特性。

當下的鄉村治理，已不是人民公社時期的“政社合一”，也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現在村民自治是以非正式制度為主的鄉村治理，主要體現為房屋宅基地的財產權利在維持鄉村社會秩序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也構成了鄉村治理工作的新難題。另外，鄉村社會工作具有鄉土性和本土性的傳承性，容易產生專業性懸空和職業性排斥兩大積弊，不向前邁進，維護傳統保持穩定尚易，若一前進，現代化與現代觀念便與鄉土傳承性產生激烈矛盾沖突，無農村工作經驗，無定力是難以有新成就的。

而高淑貞的政治舞台是娘家、婆家的村庄，人際關系、鄉村文化傳承、歷史沿革她已爛熟於心，她心裡明鏡似的，誰也別想跳出如來佛的手心。“治村理事，要敢於斗爭，敢於亮劍。高淑貞就是一路斗爭過來的，她總是以昂揚向上的姿態，遇到困難不躲，遇到障礙不繞，敢碰硬，不退縮，頭拱地，往前沖。”⑤她的出彩之處在於不僅敢於斗爭，更在於善於斗爭，對於“身已在樓房，頭腦還在平房”的小農意識，安貧樂道、不思進取﹔得過且過、目光短淺﹔懶惰成性、坐等幫扶﹔鋪張浪費、薄養厚葬﹔封建迷信、求神拜佛﹔唯利是圖、趨利忘義﹔隻想索取、不思奉獻﹔事不關己、高高挂起﹔急功近利、利欲熏心等，高淑貞迎著困難上，拿捏火候、把握時機、見招拆招，四兩撥千斤，德威兼施、恩威並重、以正壓邪，不顧個人利益，公平公正，勇於承擔。特別是幾次用家產、信譽抵押貸款，讓鏟車堵煤礦大門，去太平間抬尸體等，確實具有震撼力。而且這些具體可操作性的典型事例，應該是鄉村干部、第一書記、扶貧工作隊不可或缺的學習范本，從中可以學到許多鄉村工作的智慧和行政技巧，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它具有教科書的特征。

四

讀此作，有幾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首先，作者選擇的不是我們通常關注的脫貧典型，脫貧的事跡。而是選擇了一個由窮致富，再由富返貧，又從亂到治，重新脫貧致富的村庄，這一選題是一種深刻性、長遠性的選擇，是“后脫貧時代”面臨的緊迫問題，是現代農村面臨的一種趨向。

農村脫貧致富，重在解決經濟問題，但基層領導者必須心中明白，為脫貧而脫貧，為功利而功利是不行的，不但走不遠，而且潛藏著返貧的危險，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必須讓鄉親們明白法治、道德和規則是追求利益的基礎。隻有基礎堅實，才能更上一層樓，一旦基礎鬆動，大廈就會有傾覆的危險。作者深刻指出的是“二律背反”問題，發展和秩序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和張力，經濟發展對秩序的要求極高，隨著經濟的發展，傳統的舊的秩序必然崩潰，新的秩序依賴於發展而建立，越是快速的發展，對社會秩序的改變越頻繁、越劇烈，所引發的社會矛盾越多，所以高淑貞始終在做成風化人的工作，以求基石永固。這樣的報告文學選題，在目前的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中還不多見，這一選題是有警世意義的，是有方向性指向的。

其次，是報告文學作品的文化底蘊問題。有的報告文學作者為追求作品的文化底蘊和歷史縱深感，拼命從網上下載人們似曾相識的資料，七拼八湊、生拼硬接，更有甚者生造些佶屈聱牙、生僻難懂、違背語法的詞匯以顯高古。報告文學的文化歷史底蘊就是延伸歷史軸線，增強歷史信度，豐富歷史內涵，活化歷史場景。它是作品內在的需求，是其文章結構的自然構成，絕不能為史料而史料。史料在報告文學創作中確實具有知識性和新奇性，但它必須是作品的自然生成，而不能貼膏藥，好好的一部作品貼上一貼膏藥是很難看的。而徐錦庚在介紹三澗溪村的同時，自然延伸到章丘的歷史文化，在介紹高淑貞策劃編寫的三澗小學鄉土教材時巧妙地寫出歷史文化，在一個個“斗爭”故事中穿插“摔老盆”“前照后靠”，呂劇《王漢喜借年》、李清照等傳統文化，這種水到渠成、無雕琢匠氣的寫法，是精於構思的，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就是語言問題。報告文學是文學，文學是靠語言文字來塑造形象的。說一千道一萬，真正的文學功底還是在語言上。徐錦庚歷來的作品語言皆為典雅、簡明、順達、流暢，我們謂之曰富有古典神韻的語言。“這裡丘壑連綿，古樹成林，土地肥沃，河湖交錯，水源充沛，氣候適宜，水生動物豐富，自然環境優越。”⑥這便是徐錦庚的語言風格，然而此作在其以往的語言習慣中加入了一些方言土語，“從來沒有哪個書記敢咋幾”⑦“小姑，我透了，你透嗎？”⑧“一直在挂挂著你”⑨“這群私孩子”⑩……電影電視劇中某些領導人的方言曾引起廣泛爭論，但報告文學要求真實性，在特定場合、特定事件中，主要人物不使用方言土語就會失真，就與文體要求不符。怎樣把握？我們認為，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要處理好普通話的主體性與方言、民族語言的多樣性的關系，要科學保護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化資源，更好地推動普通話的發展。報告文學在敘述性語言、介紹性語言、描寫性語言中必須用普通話，而在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的人物對話中應妥善保留一些方言土語，在維護報告文學真實性的同時，也為語言資源保護作出應有的貢獻。我認為徐錦庚的做法是正確的，是符合語言發展規律的。

注釋：

①②③④⑤徐錦庚：《澗溪春曉》，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自序第1、1、1、11、6頁。

⑥⑦⑧⑨⑩徐錦庚：《澗溪春曉》，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6、9、23、28、38頁。

[作者單位：濟寧職業技術學院報告文學研究所]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