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為何要寫《杜甫傳》？

　　1987年，在答復《華夏詩報》編輯部提問時，馮至講，對我影響最大的詩人和詩作是：杜甫、歌德、裡爾克。

　　從1937年南下途中反復閱讀日本人編的《杜工部選集》引起的心靈共振和吸引，到1942年6月在昆明購得仇注杜詩，細讀后產生想寫一本傳記念頭，再到1947年開始寫作，可以說，馮至在經歷上、精神上、思想上、學養上已做了較長一個階段的准備與積累。

　　關於《杜甫傳》寫作過程，馮至是這樣敘述的：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同濟大學內遷，我隨校輾轉金華、贛縣、昆明，一路上備極艱辛。從南昌坐小船到贛縣，走了七八天，當時手頭正帶了一部日本版的《杜工部選集》，一路讀著，愈讀愈有味兒，自己正在流亡中，對杜詩中“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一類詩句，體味彌深，很覺親切。后來到了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教德文，課余之暇，頗留意於中國文學。有一天在書肆偶得仇注杜詩，又從頭至尾細讀，從此形成了自己對杜甫的一些看法。當時我想，在歐洲即使是二三流作家也都有人給他們作傳，中國卻連大文豪都無較詳細的傳記，實在太遺憾了。

　　蕭統的《陶淵明傳》、元稹的《杜子美墓志銘》、新舊《唐書》中有關李、杜等的記載，都過於簡略了，為此決意給杜甫作傳。由於條件的限制，不可能全副精力來做這件事，所以我的准備工作用去了四五年時間。我首先做杜詩卡片，按內容分門別類編排，如政治見解、朋友交往、鳥獸虫魚等等。同時對唐代政治經濟、典章制度、思想文化諸方面的發展沿革，也作了必要的了解，國內學者如陳寅恪等的有關著作，也都讀了。另外，對杜甫同時代詩人李白、王維等的生平、思想、創作情況，也有了基本的掌握。在這樣的基礎上，我才開始寫《杜甫傳》，那已經是1947年的事了。

　　1946年7月，馮至回到北平，任教北京大學西語系，經過一段時間的准備后，開始了《杜甫傳》的正式寫作。

　　1951年1月至6月，馮至以《愛國詩人杜甫傳》的總名，在《新觀察》上連載了12期，題目分別是：一、童年;二、吳越與齊趙的漫游;三、與李白的會合;四、長安十年;五、戰亂中的流亡生活;六、侍奉皇帝與走向人民;七、隴右的邊警與艱險的山川;八、成都草堂;九、再度流亡;十、幕府生活;十一、夔府孤城;十二、悲劇的結局。

　　杜甫之於馮至到底發生了什麼，馮至的《杜甫傳》到底賦予杜甫怎樣新的意義，應從更寬闊的背景上——包括個人的時代的多方面來把握《杜甫傳》的價值和意義。

　　其一，它是一部整體性均衡之作。

　　馮至寫《杜甫傳》時，沒有同時代人對杜甫的記載，沒有日記、信札可以參照，雖然查閱了大量史料，但這些史料在准確性上難以令人信服，比如，新舊《唐書》中關於杜甫的本傳，不及兩千字，馮至發現竟有十幾處錯誤。這給馮至帶來了不少困難，詩人隻有在這方面“斷念”，轉而將目光投向杜甫作品本身。

　　關於詩的研究，中國古代多注重考據、注釋、欣賞三方面，缺乏將詩人與作品聯系起來通盤研究的傳統，在這種情況下，馮至堅持從詩出發，以杜解杜，系統地歸納綜合，希望開拓一條詩人傳記寫作的新路徑：

　　這詩人的人格是怎樣養成的，他承受了什麼傳統，有過怎樣的學習，在他的生活裡有過什麼經驗，致使他、而不是另一個人，寫出這樣的作品?這些，往往藏匿在作品的后面，形成一個秘密，有時透露出一道微光，有時使人難於尋找線索。這秘密像是自然的秘密一樣，自然科學者怎樣努力闡明自然，文學研究者就應該怎樣努力於揭開這個帷幕。

　　把一個詩人的作品當作一個整個的有機體來研究，把詩人的生活作一個詳細的敘述，一方面幫助人更深一層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這研究者的心和筆都是同樣精細而有力——使人縱使不讀作品，面前也會呈現出一個詩人的圖像。

　　《杜甫傳》實際上就是以杜詩為依據，將杜甫的作品當成一個整體來研究的。馮至堅持將時代背景與詩人產生、現實生活與個人生活、詩人的政治熱情與藝術追求、客觀的敘述與主觀的分析有機統一起來，可以說完整呈現了一個古代優秀愛國詩人的生活場景和風格畫像。

　　馮至認為，杜甫從早年到晚年的詩作、憂國憂民的積極精神是首尾一致的，從《望岳》到《登岳陽樓》的自然風景詩篇，從《兵車行》到《歲晏行》的歷史實景再現，從“致君堯舜上”到“落日心猶壯”的個人情志抒懷，在馮至眼中，盡管心情、境界、旋律不一，但其憂國憂民的積極精神是貫穿始終，情懷如一的。

　　其二，“人民性”與個人的承擔執著。

　　馮至的《杜甫傳》是寫於特殊年代的一件特殊作品——國家和民族處在重大轉折關頭的時代背景，個體應當有怎樣的思考、承擔與執著?所以研究《杜甫傳》的意義和價值，不應隻把它放在學術評價的背景上進行。

　　在馮至眼中，“杜甫是一個政治性很強的詩人”，可以說杜甫的詩體現了詩與現實的社會政治及自由倫常的密切結合，體現了杜甫作為一個詩人由個人抒情敘事向“人民喉舌”的演變軌跡：

　　他(杜甫)怎樣從炫耀自己的家族轉到愛祖國，從抒寫個人的情感轉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怎樣超越了他的階級的局限體驗到被統治、被剝削的人民的災難，並因此使唐代的詩歌得到巨大的發展，這中間他經過了不少艱苦的過程和矛盾。這部傳記要試驗著述說他在他的生活裡經歷的那些過程和矛盾。

　　可以說馮至做到了。從早期《壯游》《望岳》體現的對國家對人民的熱情，到長安10年求仕失敗后接觸社會的思考，到《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人愛祖國、愛人民的精神越來越強烈，馮至將他對時代的思考和認識，將他10多年來沉郁、積澱的情思，注入進對杜甫的理解和闡發中去，使傳記生動而具有個性。

　　到了“三吏”“三別”，則更深刻表達了詩人愛人民與愛祖國的深情，愛人民與愛祖國的矛盾，以及個人在國家、群體苦難中的承擔與執著。《新安吏》《新婚別》可以看出詩人的兩難矛盾，雖然參戰是被迫的，但參戰也是個人的承擔：

　　送行勿泣血，

　　仆射如父兄。

　　勿為新婚念，

　　努力事戎行。

　　體現了杜甫擺脫個人主義的擔負與執著，以及體驗苦難，承擔苦難的精神。這是一種理性的自覺：

　　他堅持他的性格，堅持他的道路，在他深深地意識到“吾道竟何之”，“處處是窮途”時，則寧願自甘賤役，寧願把自己看成零，看成無，——但是從這個零、這個無裡邊在20年的時間內創造出驚人的偉大。在這裡，馮至真正實現了一個詩人由個人向“人民詩人”的真正跨越。

　　其實這也是馮至需要從杜詩中挖掘的思想資源。在馮至看來，杜甫的詩不僅屬於他那個時代，也屬於身處的這個時代;杜甫不僅是唐代人民的喉舌，並且也是現代人民的喉舌。

　　其三，精神探索的新階段。

　　接觸並闡釋杜甫，可以看作是馮至精神成年的象征。關於杜甫是“人民喉舌”，關於杜甫“沒有洒脫，隻有執著”的精神，正是馮至給杜甫作為一個偉大詩人的畫像。這是一個逐漸接觸並感知的過程。

　　經歷了不平凡的年華歷練，經歷了戰爭與國家的觀察與思考，經歷了從唐宋詩詞、德國浪漫主義到裡爾克到歌德、杜甫的蛻變，馮至實現了思想上新的超越。馮至在這一過程的隱忍與掙扎、失落與堅定以及再次自我否定的精神，顯示了思想的力量，代表了內省型知識分子在面對國家面對時代時的態度。可以說，這是一次新的自我否定，特別是關於杜甫人民喉舌的觀念，作為一個馮至性格、心理、觀念的新的因素，影響了他后半生的生活與創作。

　　可以說，接觸杜詩並闡釋杜詩的過程，是馮至不斷將自己融入群體、融入社會、融入時代的過程，體現了以一己之心、一己之力融入人民洪流的過程，體現了馮至由青年到成人的轉變。

　　(作者：王邵軍 本文來源於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生命的思與詩——馮至的人生與創作》，因篇幅限制，有所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