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論劍：北上廣寧連線暢談大數據社會治理

為深入學習貫徹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媒體融合發展的總體要求，進一步推進內容生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四屆互聯網大數據與社會治理南京峰會特設“金陵對話”環節，邀請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教授張志安，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教授周葆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沈陽，南京市委網信辦副主任潘濤以“媒體融合新階段 網絡傳播新趨勢”為議題分享觀點。金陵對話由人民網輿情數據中心副主任、人民在線總編輯單學剛主持，通過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分會場及南京主會場進行“雲端”交流。與會嘉賓結合自己的研究與工作，圍繞疫情期間傳播領域熱點現象、媒體融合、新技術應用、互聯網與社會治理等話題展開了多輪精彩的思想碰撞。

傳播格局正經歷深刻的改變

2020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的爆發加速了5G、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落地應用，網絡傳播格局正經歷著深刻的改變。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教授周葆華在談到今年以來印象深刻的互聯網技術產品時表示，健康碼的出現給疫情常態化環境下的我們帶來了非常直接的生命和生活體驗。他表示，健康碼是當下中國互聯網、移動通信和大數據技術高速發展的一個縮影，也是數字社會的重要標識。同時，健康碼技術也正在成為當今時代連接和區隔的一種隱喻，連接體現在有碼走遍天下，無碼寸步難行﹔區隔體現在數字弱勢群體不便使用中所暴露出的有關社會公正、平等、隱私等值得關注的問題。

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教授張志安認為，2020年可以概括為平台化。他進一步解釋稱，平台化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互聯網平台的基礎設施化，包括健康碼、聯合辟謠平台、小程序行蹤軌跡等都是通過平台的助力，深入嵌入到互聯網的社會數字治理中。同時，平台化的另一個特點在於，除了微信、淘寶等這樣的超級互聯網平台，一些獨具特色的平台也正在進行平台化的努力，例如B站正在從一個青年二次元的亞文化社區逐漸主流平台化。

在談到2020年以來互聯網輿論場的變化時，南京市委網信辦副主任潘濤指出，上半年傳播領域的重點變化體現在：一方面，疫情期間網絡媒體、政務新媒體的內容收獲到很多網民的點贊和轉發﹔另一方面，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之后，有關城市形象、發展、重大公共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內容信息獲得了非常高的關注。當下媒體融合過程中也有兩個方面值得關注：一是自有人才和行業網紅打造是否能形成閉環系統﹔二是原有的傳播形態能否真正做到價值輸出和情感流動。他認為，疫情之后網絡出現了一種變化，即網民對於個體的關注開始更多轉向對群體的關注——這對主流媒體來說，如何“聽得懂交響樂、做得好流行樂”有很大的啟發。

媒體深度融合需要科技變量與內容增量的合而為一

自從2014年上升到國家戰略以來，媒體融合經過六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此次《意見》出台，更是從意義、目標任務、工作原則等方面提出了新的高度。

周葆華提出，媒體融合需要把握三組關鍵詞。其一是技術引領，《意見》中特別強調要推動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過去傳播學研究將技術視作一種工具，而在今天無論是從行業角度還是從學科領域，技術開始被視作重塑新聞行業和媒體融合改革的一種基礎性設施或者基礎性座架。其二是市場機制，中國的主流媒體轉型應該在市場中通過用戶思維、社會思維發揮市場機制的能動性，讓媒體真正在市場中起飛、贏得受眾。其三是返璞歸真。主流媒體應當切中時代脈搏，成為社會現實最核心、最權威、最受信任的定義者。主流媒體要以內容建設為根本，所有的技術、數據、市場機制都應當回到怎麼樣回應社會現實，去跟老百姓的心聲互扣，為老百姓提供真切的服務。

張志安認為，在政策利好的推動下，主流媒體進一步深度融合離不開四個方面。第一升級功能。主流媒體不僅是內容的報道者，也是地方治理重大議題的設置者，同時也是區域發展的領導和參與者，從角色升級的角度出發，要更進一步圍繞地方黨委政府的中心開展媒體工作。第二是注重內容視覺。主流媒體守住內容創新非常重要，無論是向著產品化、內容化、市場化等方向發展，擁有更強的產品體驗、更強的視覺表達、更強的情感連接點，是讓主流媒體內容創新更具有吸引力與影響力的關鍵。第三是傳播對接。不同的內容在不同的平台中如何轉化和落地以使其精准分發到用戶，需要解決優質內容出發點與到達點之間的問題。第四是機制創新。這需要主流媒體在組織再造、媒體內部整合、運作機制管理、激勵機制建設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沈陽從團隊所做的研究出發，認為未來媒體是未來三到五年將會廣泛流行的媒體形式和平台，其中有兩個研究方向為他們所關注：一是虛擬人，二是增強現實和虛擬現實。他還表示，媒體融合就是使主流媒體與新媒體做一些結合，在保証主流價值觀的傳播能力之下，運營好融媒體是核心關鍵。

重塑治理邏輯與應對行動

以順應智能時代風潮

在抗擊疫情中，各地政府普遍意識到用數字科技賦能社會治理的重要性，並開始積極推動政府治理的數字化轉型進程。

2020以來，5G話題在輿論場中持續升溫，張志安認為我國已經成為5G最重要的全球試驗場，這意味著5G將會影響我們的傳播業態與意識形態。他進一步指出，首先，5G的使用會使場景傳播將會變得更加主流，這啟示主流媒體在未來傳播中應該思考如何鞏固和提升傳播效果，找到新的傳播機會。其次，5G技術使得數據成為未來競爭最核心的優勢，主流媒體需要思考5G技術與應用存在優勢的一方將會如何改造傳播的權力結構，以及如何借助科技公司的優勢嵌入其中，以獲得更大的傳播優勢。第三，未來的傳播多是基於VR或者AR等形式，從主流媒體內容生產角度來說在更多的場景中探索內容如何創新和浸入，也值得思考。最后，他指出，隨著5G在各行業的深度應用，年輕人的數字文化和消費文化，特別是娛樂文化會越來越主流，主流媒體如何更進一步吸引年輕人，也是未來發展所需面臨的重要挑戰。

沈陽從政府治理的角度指出了未來政府治理行動應著重的四點關鍵，他指出，在當今網絡眾聲喧嘩的狀態下，如何發現風險的弱信號是未來整個社會發展當中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種指數級增長的公共危機，面對應對此種指數級危機我們也需要指數級應對措施。它包含四個方面：一是黨和政府、社會強有力的防控，有效消除指數級增長的社會恐慌並及時預警防控﹔二是對疫情數據指數級的洞察，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直觀呈現隱患問題高發區域與關鍵點﹔三是通過對信息進行指數級的高速傳播，促進信息擴散與輿情引導﹔四是百姓在一定限度內進行權利讓渡，降低指數級防控的社會總成本。未來，通過大數據發現事物演化規律、老百姓心理變化規律，對於從輿論場中找尋風險信號的原始變量、關鍵變量，對未來風險推演、輿論推演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周葆華進一步指出，在智能時代，社會的治理邏輯應當從傳統的以大眾媒體為中心的傳播邏輯變成一種以生態體系為中心的連接性治理邏輯轉變。他舉例稱，疫情期間，人們將社交媒體用作疫情當中的社會救助工具，這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們內心的焦慮，使人與人之間守望相助產生共情，以及得到救助。這表明，當前社會治理邏輯是兩種邏輯——即以黨和政府為中心、以傳統媒體為主要傳播渠道的中心化治理模式與以平台性媒體、社交性媒體、智能性媒體為代表的連接性治理模式交替相伴相生。同時，他認為，這種連接性機制要落實離不開四方面的連接：一是不同治理邏輯之間的連接﹔二是需要實現不同群體的連接，破界出圈﹔三是治理主體的連接，把主流媒體、機構媒體、自媒體、智能媒體等連接起來形成一種生態體系﹔四是價值的連接，以善的價值照亮技術和科技的發展，以科技的發展來落實和支持善的實踐。（人民網新媒體智庫研究員 曲曉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