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百家一半是山東人，山東人為何這麼“闊”?

“魯學的儒，齊學的道，都來自山東，闊哉！”——

山東人為何這麼“闊”?

祭孔大典，感受厚重的齊魯文化。

國慶節前夕，記者到黃河邊上的德州齊河縣，參加山東黃河文化經濟發展促進會舉行的座談會，來自北京、陝西、山西、河南、山東等地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就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獻計獻策。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全長5464公裡，下游橫穿山東，山東境內河長617公裡，黃河“入海口”就在山東。座談會上，黃河流域輝煌燦爛的文化引起專家學者的高度關注，除了“地下文物看陝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思想大家看山東”也成為很多專家學者的共識。

黃河流域政統和道統的分野

黃河文明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中華民族的核心文化體系先在黃河流域奠基壯大，像漢民族、漢字、漢文化和思想都在黃河流域形成，然后不斷向四周擴展。

上海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授余志鴻曾研究認為：中華文明以黃河流域為圓心，然后如石子投水般以“漣漪”狀一圈圈向外圍擴展，這和西方游牧文化以“點對點的線性傳播”明顯不同。

在我國5000多年的文明史上，黃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核心部位是中國人常講的“中原”，是指以河洛地區為中心的黃河中下游地區，但在長時間的歷史演進中，不同省份出現不同的發展“側重”，像陝西、山西、河南和山東等省，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承擔起不同文化角色。

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有政統和道統之別。政統以君王為代表，表明皇帝具有世俗權力的合法性，而道統則以讀書人為承載，擔當道德標准和精神價值。

具體說來，陝西、山西和河南，都曾長期為我國的政治中心，是古代中國的政統承載地。在座談會上，陝西省黃河文化經濟發展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張大綱說：“陝西、山西這兩個省是黃河文化的重要發祥地，特別是汾河和渭河流域是黃河文化形成的核心區域，中國歷史上有13個朝代在此建立，它的政治地位確定了它的核心區域。”

渭河流域在古代中國較早地扮演起政統中心的角色，像秦漢、唐朝都曾經建都關中。與此同時，山西汾河流域在黃河文明孕育中也佔據重要位置。中國黃河網總編、山西省黃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張穩柱在座談會上發言說：黃河文明的形成大體在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000年，在山西體現在夏商周三代，此外山西的三晉文化也比較有名，存在大量文物古跡和自然景觀，比如鸛雀樓、磧口古鎮、黃河古渡、黃河鐵牛等。

河南在古代中國政治中的地位也很特別。2011年3月28日，作家余秋雨到河南參加黃帝文化國際論壇時曾說：“河南這個地方非常重要，重要在哪裡？我曾講過這樣的一句話：要看一個地方的文明度，就看它有沒有變成國都，國都很重要。那麼，有8個古都被全世界確認，8個古都有一半在河南，充分說明河南的重要。”

河南在古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集中體現在洛陽、開封等地。洛陽古稱洛邑，曾為東周國都，晉朝也定都洛陽﹔隋唐定都長安，但洛陽地位越來越重要。武則天特別喜歡洛陽，說此地是“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合”，還說“水陸通，貢賦等”﹔公元690年，武則天遷都洛陽，后繼李唐重返長安，但在唐亡前夕，第19任皇帝唐昭宗又遷都到洛陽。宋朝往東，定都開封。

山東區域在歷史上從來沒有成為大一統王朝的國都，但思想文化繁茂，在春秋戰國時期一度成為中國最耀眼的思想中心，以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為標志，山東開始在古代中國長期擔當道統承載地的角色。

1919年，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在巴黎和會面對列強慷慨陳詞：“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這是從世界文化的高度看待山東之於中國的文化地位。

“諸子百家一半是山東人”

在春秋戰國時期，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和發明家，出生和匯聚到山東，逐步創建起博大精深的齊魯文化，所謂“諸子百家一半是山東人”。

山東的諸子百家思想引領中國思想兩千多年，當年胡適到山東曾特別稱贊“山東人闊哉！”。1931年1月，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胡適來青島網羅人才，被邀在國立青島大學演講時，對齊文化、魯文化、魯學、齊學以及孔子、陰陽家、神仙家、黃老之學等信手拈來，侃侃而談，胡適旁征博引，借古諷今，演講尾聲，最后總結道：“魯學的儒，齊學的道，都來自山東，山東人支配了中國兩千多年，闊哉！”

山東人的確夠“闊”。魯國的孔子創立、孟子承繼的儒家學說，以仁禮為核心，對古代中國的影響很大，長期奉為正統思想，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魯之小邾國人墨子創立的墨家學說，以“兼以易別”為核心，體現和代表了廣大下層勞動者的呼聲，是先秦顯學。

齊國孫子寫作《孫子兵法》十三篇，被譽為“兵學聖典”，在中國軍事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代表了炎黃子孫的智慧，是世界上最早的兵書之一，后世的兵書大多受他的影響。

齊國管子的思想龐雜，包含法家、儒家、道家、陰陽家、名家、兵家和農家的觀點，其思想是先秦時期政治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經大法。

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荀子，在吸收法家學說的同時發展了儒家思想。他尊王道，也稱霸力﹔崇禮義，又講法治，還提出了人定勝天，反對宿命論，萬物都循著自然規律運行變化等朴素唯物主義觀點，是兩位法家著名代表人物——李斯、韓非的授業老師。

戰國時期宋國蒙人（今山東東明）庄子，是庄學的創立者，與老子並稱“老庄”，最早提出的“內聖外王”思想，對儒家影響深遠。庄子文章想象豐富奇特，哲理妙不可言，被稱為“文學的哲學，哲學的文學”，是戰國中期道家學派代表人物。

大家紛呈，不一而足。綜合看“山東地界”上的這些著名思想家，囊括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各派思想，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至今是中國人修身養性、為人處世和齊家治國的重要規矩和原則。

張大綱說：“黃河流域文化的主要內容包括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形成天地合一的思想，追求個人與集體的和諧，形成社會大同理想，這是黃河文化的精髓。”從山東先哲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精華思想。山東目前擁有古籍近300萬冊，其中《論語》《春秋》《大學》《中庸》《孟子》等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經典著作。

山東何以成為思想重鎮

山東能成為古代中國的思想中心，有直接原因，也有根本原因。

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劉延常，過去曾主持參與過曲阜魯國故城國家考古項目。曲阜是孔子的故鄉，在曲阜的時間長了，劉延常就思考：為什麼孔子出在山東，而不是別的區域？

劉延常的這個思考，很多人也想過，就是山東為什麼在春秋戰國時代成為“思想中心”？為什麼山東出了孔子、管子、孫子、墨子、孟子等“諸子百家”人物？

思考的結果是，齊魯大地自周朝以降是一個多元思想交匯之地，既有原來的東夷文化，又有商朝帶來的中原文化，特別是周王室分封在山東境內的兩個諸侯國魯國和齊國，一個帶來了周朝禮儀文化，一個則包含商和周兩種文化。從外部講，經貿、文化、戰爭等方面的交流，從內到外，從外到內，使齊魯大地成為思想百花齊放之所。

通過考古學和出土文物的研究，充分証明了齊魯大地文化的多元性。《史記》記載：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后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后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

周公旦和姜子牙，一文一武，是周朝初期兩位極為重要的人物，這兩位重量級人物分封到山東，給山東帶來兩種不同的文化傳統。孔子以周公思想為宗，他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而齊國立國之始就重民需，“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發展更注重實際，所以出現了管子“以人為本”的思想。

當然，山東能夠孕育出內涵豐富的齊魯文化，根本在於山東是黃河入海的地方。許多專家學者認為，山東能在古代中國一度成為思想中心，與其地處黃河下游的位置很有關系。

張穩柱表示：“文明的發祥地大都位於大河岸邊，如埃及的尼羅河、印度的恆河、美索布達米亞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裡斯河都是人類古老文明的血脈。我們人是離不開水的，擇河而居，包括農耕文明種植離不開水，文明的產生地肯定是大河。”

山東黃河促進會咨詢委員會主任、原山東省旅游局局長李德明說：從地理上講，大江大河最后的“入海口”是一個積澱的地方，一個總結的地方，這種積澱和總結會反映到經濟和文化上，山東正好處於這樣一個位置。

物質文明決定精神文化，從全國來看，無論是黃河的下游山東，還是長江的下游江南、珠江的下游廣東，都是經濟富庶之地，同時也會是文化繁榮之地——廣東在傳統文化思想上遜於江南和山東，但近代以來伴隨著海洋貿易興起而常得風氣之先。在古代中國，農業為主，山東地處黃河下游沖積扇平原，平疇千裡，土壤肥沃，物產豐富，這應該是文化繁盛的根本原因。（周學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