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輩子與珍貴的古舊書打交道,自己卻沒有收藏舊書。尤全禧說:“有些書,我不主張給個人。包括自己。”
周末人物·中國新聞名專欄
把每一次與書接觸,都當成一次修煉﹔把每一本經過自己手的書,都當成一次老友相逢。風風雨雨。等到白頭飛雪,他把自己修煉成了一本書,一本一看就透明,再看卻深邃的大書。
夜雨過后,天氣涼爽,夏日的一個上午,我們在濟南新華書店職工宿舍,見到了88歲的尤全禧老人——新中國成立后濟南古舊書店的拓荒者、奉獻者、見証者。與書親近的人,自有一股書卷氣,干淨、利落,清澈、清潔、清癯、清淡、清廉等等,這些字眼,在見到尤全禧老人的時候,就從腦海裡爭先恐后地冒出來。
一張舊報紙的招聘啟事決定了
一生命運
刻骨銘心的日子能戰勝年齡,尤全禧老人一口就說出濟南解放的日子:1948年9月24日。幼年喪母的他跟濟南這座城市一起獲得了新生。
濟南戰役打響前。在濟南第一臨時中學上學的尤全禧跟同學們躲到防空洞裡。幾天后,到姑姑家避難。
“我姑姑在新庄,做炸丸子的小生意。我幫忙拉風箱,一手呼噠呼噠拉著風箱,一手就翻看她買來的廢舊報紙,廢舊報紙是准備做炮仗用的。我看到報紙上有新華書店招聘啟事。就去報了名。”正是報紙上那巴掌大的信息,決定了他一生的命運。
1948年12月1日,16歲的尤全禧參加革命工作,成了書店的員工。“一進了書店,對書就喜歡上了,以后越來越喜歡。”回眸來路,老人家娓娓道來。
尤全禧先后在濟南市新華書店古舊書店、齊魯書社門市部、東圖書店工作。歷任進貨員、副經理、經理。他一生致力於古籍書的研究,對古籍書有比較系統的了解、鑒賞、整理,是公認的古籍書專家。
“我一開始對古書不懂,跟著三個懂線裝書的師傅學……”
上世紀50年代初,濟南的私營書店、個體書攤40余家。1955年,濟南市政府決定由新華書店負責統一安排全市的圖書發行市場,對私營書店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1956年2月,濟南新華書店把古舊書攤組織起來,在濟南院西大街63號,也就是今泉城路新華書店大樓一帶,設立了濟南古籍書門市部,隸屬公私合營的北洋書社。同年7月,按上級部署又吸收了集古堂、居家書鋪、友竹山房三家古舊書商加入,將古籍書門市部改建成公私合營的濟南古籍書店。尤全禧是新華書店派出的公方代表,負責管理書店。
初建時,隻有舊書畫兩百余種,店堂營業面積不足30平方米,資金260余元,職工8人。為突出特色,在經營上貫徹“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確立挖掘搶救民族文化遺產、弘揚祖國文化、為學術研究和文教事業服務為宗旨,千方百計開展收購、審查和銷售。
員工在公方代表尤全禧帶領下,僅兩年多時間,就讓古籍書店發生了巨大變化。到1959年1月轉為國營書店時,備貨品種近萬種,價值6萬多元,員工增加到15人,經營面積200平方米,為搶救民族文化遺產,為學術、科學研究和文教事業的發展提供了頗有價值的文獻資料。
尤全禧說:“古舊書店,沒有貨源啊,全靠組織收購,一是在門市部收購,再一個是下鄉收購。我一開始對古書不懂,就跟著三個懂線裝書的師傅學習,三個師傅是呂川生、貢世卿、鄭守珠。鄭守珠比前面兩位年輕,他一開始也是學徒工,后來能獨當一面。搞古書,和搞古文物一樣,得憑經驗,根據紙張、印刷等情況鑒別,書又是五花八門。有好的,有反動淫穢的。得把好關。你看走了眼,可能把貴重的版本當平凡的東西賣掉了。再就是分類,哪些適合公開發行,哪些不適合公開發行,僅供專家研究用,哪些不能發行,需要銷毀。類型確定了,再定價。舊書定價,內容質量和流通情況有關系,流通量大的便宜,流通量小的珍貴,但不容易碰到,這樣的書,定價就稍微高一些。”
尤全禧和他的同事們擠出時間共同學習版本學、目錄學、文學、史學等專業知識,提高自己的審讀鑒別能力。“有人說,這是‘橫通’,‘橫通’也罷‘豎通’也罷,對隻有中學文化水平的我來說,難度確實很大。沒有什麼好辦法,隻有一點一滴地學,有時工作上遇到難題,還要‘專題研究’。”尤全禧道。
坐收與外收相結合,以外收為主,省內省外兼顧,濟南古籍書店收購業務遍及8個省的200多個縣鄉村庄。
一本本古舊書,像一粒粒
蒙塵的珍珠
在尤全禧看來,一本本古舊書,就像一粒粒蒙塵的珍珠,擦拭一新,散射出光芒。他和他的同事“過手”后,就存放到了最合適的地方。“比如我們收購到了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詩箋》,白綿紙的,我們就給成都杜甫草堂打了個招呼。問他們那裡有沒有?他們很驚訝,說沒有呀!我們就給他們提供了。”老人家笑著說起跟杜甫草堂的這段佳話,很遺憾,他一直沒去過杜甫草堂。
1958年,他們收購了一些太平天國時的文物,當時許多圖書館、資料室都爭相收藏,最后供給了山東省博物館。
尤全禧的思路非常清晰,說起古舊書的來歷如數家珍:“我們從泰安征集到一本古書叫《蒿庵閑話》,這本書內容一般,卻是康熙年間泰安真合齋印刷的瓷活字版。過去,大家看到的一般都是木活字或泥活字印刷。這樣的書,我們就給了北京圖書館。”
《蒿庵閑話》作者張爾岐,字稷若,號蒿庵,今山東泰安店子鄉人,明清之際著名經學家。張爾岐於濟南講授《儀禮》時,當時著名學者顧炎武偶然聽到,十分敬佩其見解精辟,次日一大早便登門造訪,談論歡洽,成為要好的朋友。
《蒿庵閑話》是張爾岐入清“廢舉子業”以后二十年間的作品,他還著有《周易說略》。山東泰安的徐志定尤其喜愛他寫的《周易說略》,打算將這部書刻印出來。康熙戊戌年冬,徐志定偶然嘗試用陶瓷土燒制出了瓷活字,瓷版印刷堅硬緊致,勝於木版,第二年春,印制出了《周易說略》,之后,他又用瓷版印制了《蒿庵閑話》。
有專家說,瓷版印刷實物是“國寶”。尤全禧很高興自己參與了《蒿庵閑話》收集、保存。
1959年3月古籍書店曾收購一本《蜀中洋務密稿》手抄本。這本書在書目上查不到,它究竟有什麼價值?“我花了幾個晚上通讀了一遍,又查閱了相關資料,才弄明白,這書是清光緒初年四川總督丁寶楨在任期間,與清廷政府軍機處來往公函,且是底稿。主要內容有法國、英國人等到西藏去,要經過四川,丁寶楨負責聯絡。這個手抄本是個孤本,我們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三所聯系,就給了他們,作為史料保存。”
舒同題寫了“古舊書店”
四字招牌
尤全禧和他的同事們邊干邊學,對古舊書業務從陌生到熟悉,漸漸得心應手。短短的幾年內,他們先后收、售各類古籍書籍50余萬冊,其中有宋刻本的《雷峰塔藏經》以及《王臨川集》《大明會典》,萬歷刻《本草綱目》等珍貴歷史文獻。
1960年元旦,濟南古籍書店舉辦“古籍書收購匯報展覽”,展出了收購到的古舊圖書中的珍貴版本和革命文物200多種。時任中央檔案局曾山局長、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同志,時任山東省副省長余修同志及濟南市領導夏征農同志等多位首長和專家、教授300余人蒞臨參觀指導,舒同當場揮毫題寫了“古舊書店”四個大字的店招。
“濟南古籍書店也差不多就是那時候改成了濟南古舊書店。”尤全禧說。
1961年3月27日,大眾日報發表《積極為學術研究工作服務 濟南古舊書店多方收集供應文獻資料》的消息稿。其中談到,這個書店所收到的圖書資料中,有許多是革命歷史文獻。其中有1936年中共膠東特委為扭轉1935年膠東黨領導的“一一四”暴動失敗后的局面,重新組織力量向敵人開展斗爭,寫給各級黨組織的一封信﹔以及抗日戰爭時期山東“抗大”第一分校為獻給膠東抗戰建國展覽會,用油印套色出版的刊物“抗大動態”等。此外,還收集到五四運動期間“山東救國十人團”和山東各界群眾在1924年散發的“五七紀念日宣言”的抗日救國運動的傳單。在近代史方面搜集到的文物有“蜀中洋務密稿”“太平天國”的文憑、路憑、糧票。“戚繼光年譜”和“捻軍起義史料”,其中,“捻軍起義史料”收集了當時河南富紳給清政府的“探報”紀實,對於研究捻軍起義,是一部難得的史料。在收集到的圖書資料中,還有一部分是宋元以來,各代珍貴的善本書畫和山東地方沿革志……
《光明日報》在1961年4月17日也刊發消息《濟南古舊書店人員深入找藏書線索 積極為學術研究提供文獻資料》,推廣濟南古舊書店的經驗。
《聊齋志異》(二十四卷本)和《聊齋續編》
1961年,尤全禧他們收到一部《聊齋續編》,他查閱了所有見到的蒲鬆齡著作,認定這是一部難得的資料。書中《千古快曲》和《快曲》兩篇俚曲,是過去未曾印行過的,尤其是《千古快曲》一篇,是新發現的資料。這個新發現解決了《千古快曲》就是《快曲》的遺案。
1962年他們在淄博市周村區收購到一本手抄本的《聊齋志異》。“《聊齋志異》最早在民間傳抄十六卷本,二十卷本,我們收到的二十四卷本,是第一次發現。我就跟出版社反映了。出版社領導就叫著我和另一個編輯,用了好幾天,經過認真核對后,找出了別的版本內容沒有的,有不同的,統計出來。以后齊魯書社重印了這部書。”尤全禧說。
我們見到了二十四卷本的《聊齋志異》影印本,出版於1980年。齊魯書社在“出版說明”中說:“二十四卷抄本異文最少,隻有三十一處,以此推斷,顯然具有較大的校勘價值。事實上在不少地方,二十四卷抄本不僅能單獨校正鑄雪齋抄本或趙刻本,也可以兼校這兩種重要版本。總之,二十四卷抄本的發現,為《聊齋志異》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寶貴資料。為此,我社特影印出版,以饗讀者。”
“雞籠”是不是現在的
台灣“基隆”?
“古舊圖書的審查、鑒別,是一項嚴謹細致的工作,稍一疏忽,就會有遺漏。”尤全禧說,“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毛澤東著作的偽裝本。偽裝本,就是將被查禁的革命進步書刊的封面改換成不引人注目的書刊名,躲避敵人的封鎖、查檢,使之廣泛流傳。比如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等封面改成《戰國策詳解》等。這些珍貴的文物,我們都送給了圖書館。”
尤全禧還談到曾經收到一幅成卷的地圖,有一丈多長一尺多高,弄不清是什麼,准備減價處理。“后來我又反復考証,從圖上‘雞籠’二字,突然想到‘雞籠’是不是現在的台灣‘基隆’?一查地名沿革資料和有關台灣史料,証實了我的想法,最終搞清楚,這是康熙重定台灣后的軍事設防地圖,繪制較為詳細,凡山川、道路、村庄、河流、兵營,甚至駐兵數目都很清楚,是研究台灣地理和軍事的珍貴資料,隨即將該圖送往濟南軍區轉交中央軍委。”
這張地圖是証明台灣是祖國領土的重要史料。“這個例子說明,對收進來的東西,不能那麼草率,必須認真對待,不懂,那就多問,問不著,就自己想辦法再查,再琢磨。不能把寶貴的東西,流失了。”
濟南古舊書店還為山東省中醫研究所提供了500多種中醫古籍,其中,《張馬合醫內經素問靈樞》一書,被作為藍本,翻譯成一部《黃帝內經素問白話解》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在全國發行。這期間,他們還為省圖書館、濟南史學會等單位提供了不少山東地方文獻。
坐落在濟南三大馬路上的小樓
一個人隻要真正與書結緣,話題就說不完。
“‘破四舊’時候,有些學生嚷嚷著燒舊書。但我們把一些珍貴版本收藏了。”尤全禧感到欣慰,每本書都有生命,一旦毀了,讓人心疼。特殊年代,舊書店就關門了。
進入新時期,尤全禧馬不停蹄到全省的新華書店去搜羅文史哲書籍,庫存有了,銷量也有了。后來他又到外省去搜羅古舊書籍。濟南古舊書店的讀者大快朵頤。1979年1月,全國新華書店在北京召開了“古舊書收售業務座談會”,尤全禧應邀出席。也就是這一年古舊書店從市中書店三樓的小屋內遷到經三路143號一幢陳舊的樓房內,樓上樓下營業,總面積約300平方米。6月,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加強對外宣傳,山東省外辦和省出版局決定在濟南建立齊魯書社門市部,並將此任務交古舊書店籌建,與古舊書店合並經營對外挂齊魯書社的牌子。同時,在濟南飯店和南郊賓館各設立一個書亭供應外賓需要的各類圖書。
齊魯書社門市部的建立使古舊書店如虎添翼,生意越做越紅火,圖書品種迅速增加,圖書銷售額逐年增長。1984年,尤全禧被任命為古舊書店經理兼工具書店經理,當年古舊書店被評為全市書店系統先進部門,尤全禧同志被評為先進工作者。
尤全禧至今保留著一篇寫濟南古舊書店的隨筆《哦,小樓》,這是三十多年前在報紙上發表的,作者丁建元,丁建元當時是山東省出版界的一個新兵,后來成為山東友誼出版社總編輯,現為山東散文學會會長。丁建元回憶:“古舊書店坐落在濟南三大馬路上,那座小樓對我有吸引力。結婚后,我的家就安在小樓的前面,來去方便。我是唯一一個可以抱著孩子進舊書店的,因為這裡面有線裝書,小孩撒尿啥的,不安全。有一天,我看到了剛上架的10卷本的《史記》,就想買,沒錢啊,我把寫作獎勵的《辭海·語詞分冊》,在古舊書店的一樓折價賣了六塊錢,又回家添上三塊,就把那套書搬回家了。”丁建元《哦,小樓》中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先前的窮困在心中的陰郁蕩然無存,留給我的是一種滿足,一種精神上的愉悅和快慰。”
丁建元所言不虛。濟南古舊書店,確實是愛書人的好去處。
回憶起讀者盈門的盛況,尤全禧一臉幸福。
隨著出版業越來越興旺,新書越來越多,社會上的古舊書越來越少,濟南古舊書店又面臨困境了。尤全禧就想,古舊書店的內容多是文史哲方面的,能不能辦一個文史哲方面的專業書店?他們就朝這個方向發展。書店一突出專業,專業的讀者就多了。
從1988年開始,濟南全市書店推行經營承包制經理目標責任制,尤全禧作為古舊書店的承包人經理,在備貨中特別注意把握三個“最”:最有權威性的本子、最具有特色的本子、最便宜的本子。古舊書店朝著文史哲的方向發展。
他們備書品種經常保持在6000種以上,盡管書店地點偏僻,場地狹小,設備陳舊,在院內一條極窄且陡的石階樓梯,可每天都是讀者盈門,人流如織,擠滿了儒雅學者、莘莘學子。還有慕名前來的外地人。“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一個黃先生,採購文史哲方面的書,那幾年每年都來一次。”回憶起當年的盛況,尤全禧一臉幸福。
1989年7月,濟南古舊書店搬到經四路新建的東圖大廈后,又增加了文史哲專業書店。營業面積1000多平方米。新業務加上喬遷到繁華路段,讀者更多了。1989年9月舉辦大型書展。展銷學術著作、文史資料、古籍大型叢書、文學名著、美術書法和新舊線裝書近萬種,展銷一周,盛況空前。古舊書店進入鼎盛時期,一直延續到1996年。在此期間,尤全禧同志於1992年3月離休。
自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起,濟南古舊書店經歷了小樓回遷和山師大、山大店址遷轉等階段,規模日漸縮小,經營狀況舉步維艱。至2006年古舊書店與山大書店合並業務,沉寂經年。2012年,經論証,新華書店決定利用好“古舊書店”這一老字號的影響,同年12月31日,恢復營業的古舊書店開張,地址遷到歷下區山大南路。
在濟南新華書店干了44年的尤全禧離而不休,又到濟南出版社幫著搞圖書銷售,一直干到2004年。
如今安享晚年的尤全禧老人,每天關心國家大事,眼睛看書報不行了,他就讓女兒讀給他聽。
問尤老,一輩子與珍貴的古舊書打交道,自己有沒有收藏舊書?尤老說:“我沒有收藏。一點收藏也沒有。連一本線裝書都沒有。一個是為了避嫌,再一個就是真正做到圖書各得其所。有些書,我不主張給個人。包括自己。”(逄春階 徐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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