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讓“掃碼困難”老人成為數字時代之殤

　　閱讀提示：近日，一位“無健康碼徒步千裡大爺”走紅網絡，引起網民熱議。網傳老人是安徽亳州人，無兒無女，打算去浙江黃岩投奔親戚打工，因為沒有手機，無法出示健康碼，便從安徽亳州徒步至浙江。6月23日，網絡上有辟謠消息稱，經核實這位老人是坐火車到浙江的。乘車或步行暫且不論，“老年人”“無健康碼”“乘車被拒”無疑是掀起此次輿情風波的焦點，也是老年人數字時代之殤的一個縮影，值得深思。

　　疫情期間，“掃碼困難”問題頻發引人深思

　　事實上，不只是這位老人，自健康碼上線以來，時常有老年人因不會使用健康碼出入不了公園景區、被公交車拒載等事件見諸網絡，“掃碼困難”群體以及相關事件也愈發受到輿論的關注。比如，今年3月，江蘇鎮江火車站北廣場站台，目擊者乘坐公交見到這樣一幕：因公交公司有硬性規定，乘客必須掃碼，司機才能發車，有些使用老年機的老人被迫下車。有一位大爺遲遲不肯下車，僵持20多分鐘。再如，6月中旬，哈爾濱一位老人因乘坐公交車時沒有健康碼，被司機師傅擋在門外。老人聲稱自己年齡大了，沒有健康碼，司機回應“就算七八十的也得掃碼”。隨后司機報警，民警到場后將老人帶走。

　　類似事件不斷出現，在網絡上引發討論的同時，也值得相關部門深刻反思。首先，此類問題頻發是否因健康碼相關政策還不夠全面。據媒體報道，很多地區專門針對“掃碼困難”群體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杭州市拱墅區大關街道香積社區工作人員手繪“地圖式”健康碼指南﹔浙江省建德市梅城鎮為63名無智能手機的老人准備實物版健康碼﹔寧波市鎮海區啟用的實名登記健康核驗平台，用身份証即可讀取健康碼﹔海南健康碼上線的“數字碼”核驗功能，老人及不擅長使用手機的人群憑借“數字碼”即可出行等。不過，相關政策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有時出現偏差，這些問題需要找到原因，並採取相關措施進行修正。其次，我們還應注意的是，“掃碼困難”問題並非隻出現在疫情之下，日常生活中，類似的問題已經存在。

　　疫情之外，數字鴻溝及相關風險日益凸顯

　　除了疫情防控期間老年人不會使用手機造成的一些衣食住行方面的困難，在包括醫院挂號、市場買菜等越來越多的日常生活場景中，不少老年人也都被各種“碼”擋在了門外。不可否認，電子掃碼的技術為社會發展與治理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這種便利，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給老年人等群體造成了不便。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老年人看似是弱勢群體，但是在人口數量上，已經成為一個城市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根據國家統計局2020年1月17日公布的數據，2019年，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2.5億，佔總人口的18.1%，65周歲及以上人口1.8億，佔總人口的12.6%。我國老齡化程度不斷加劇，據全國老齡辦預測，2030年，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3.7億，佔比25.3%。6月27日，央視新聞發布消息稱，據相關數據顯示，我國60歲以上人口僅23%會上網。

　　並且，一個需要注意的現象是，目前老年人的互聯網應用主要集中在溝通交流和信息獲取方面。雖然不少老年人會發語音、會搶紅包、會在朋友圈點贊，但在共享單車、移動支付、智能可穿戴設備等互聯網深度交互領域卻並不在行，數字鴻溝實際上已經形成。這種數字鴻溝，往往會擴大老年人在社會經濟地位、健康、收入等因素方面累積的劣勢，形成一種新的數字歧視與不公平，並會不斷引發輿論對相關話題的關注與討論，“數字鴻溝”“數字難民”“數字歧視”等話題或將被持續關注。

　　因而，對於數字鴻溝可能引發的輿情風險應更加重視，既包括真實案例的發生可能引發的群體對立，造成社會情緒緊張，也不排除部分“有心人”借機制造相關話題，攻擊政府政策，加劇社會矛盾，造成社會混亂等。面對多種風險，有關部門應提前做好相關的應急管理工作。與此同時，這種數字鴻溝帶來的技術壁壘，也使得老年人在互聯網應用上愈發力不從心，不僅表現在技術的使用方面，更為嚴重的是對諸如電信詐騙、非法集資、“天價”保健品以及網絡謠言等騙局的甄別與應對能力不足。對此，政府與社會都應保持警惕性，並加強對老年人的保護，避免上當受騙，遭受損失。

　　數字時代，政府應做好“適老化”改造工作

　　在數字時代，我們應多一些站在老年人角度的考量與體貼，做好“適老化”改造的相關工作。

　　一是，政策制定時，應多關注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政策與制度要促進老年人更方便地參與社會經濟生活。除了在城市公共設施及交通出行、老年群體集中居住的小區等要注重“適老化”改造外，在數字城市建設中的“適老化”改造也應進入城市發展的主要議程中，更周全地安頓好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比如，疫情期間，多地區推出了“掃碼困難”群體版本的健康碼。可以看到，這些“因地制宜”的做法體現出了數字治理的智慧，讓人感受到了政策的溫情，值得各地借鑒學習。

　　二是，在政策推行及實施過程中，需協調好各方。一方面，應加大宣傳推廣力度，提升政策的觸及率，避免因信息不對稱影響政策實施效果。比如，一些獨自居住在鄉村的老年人，可能由於無人照顧，也不關注時事動態，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就像本文所提到的，他們可能不知道出行要用健康碼，也不知道怎麼辦理健康碼等。此時，基層政府積極主動推動相關政策落實到位就顯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嘗試對政策的實施情況建立跟蹤與信息回饋機制，以便及時掌握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修正與完善。總之，就是要重視政策的落實環節，好的政策，一定要確保落實到位，不然，政策就失去了意義與價值。比如，在上述哈爾濱公交車案例中，輿論對於司機嚴格遵守規則的行為持肯定態度，但仍可能出現規則不完善、規則制定者考慮不周全等質疑聲音。如果能夠及時將這些案例信息反饋到政策制定者，對於此類問題的解決以及政策的進一步完善都有裨益。

　　三是，相關部門應重視社會力量，引導社會對老年人多一些理解與關懷。首先，可以加強新聞媒體對尊老愛老思想的宣傳。比如，引導年輕一代，應該多些耐心教自己的父母和爺爺奶奶使用智能手機，讓他們熟悉微信、支付寶等軟件的使用，讓他們了解時代的進步、數字的發展，讓他們能夠和遠方的家人更方便地溝通，能夠更從容地應對數字化時代的衣食住行。其次，可以組建相關社會公益組織關愛老年群體，幫助他們進行“數字人”轉型等。比如，組織以老年人為重點的服務提供者和社區組織，為老年人設置一些科技興趣班，教他們使用日常生活常用的科技產品，提高老年人對科技的使用能力，增強他們對上網和數字技能的信心。另外，還可以引導相關企業在進行技術研發時，充分考慮到老年人的需求，嘗試開發出符合老年人使用特點的數字產品，或專門設計老年模式。比如，老年人活動不靈敏，當手顫抖時滑動可能會很困難，應針對這些特點為老年人設計設備﹔再如，為不太熟悉互聯網的老年人量身定制技術支持熱線等。總之，應引導全社會從理念上凝聚“年齡平等”的共識，爭取打破日常生活中老年人因年齡差異“掉隊”的困境。

　　此外，政府相關部門也應做好老年人使用數字產品過程中的安全防護工作。一方面，監管部門加強對老年人上網環境的管理，可以通過設立包括網絡謠言、虛假廣告、電信詐騙等違法線索和案件的舉報受理平台，嚴懲非法行為，確保老年人上網安全﹔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引導相關組織與企業加強老年人網絡安全培訓，老年人更容易成為網絡謠言、網絡詐騙的受害者，使他們的個人信息與財產安全處於危險之中，應通過量身定制的培訓幫助他們學會安全地使用互聯網。

　　數字時代的到來不會因未來幾十年的代際變化而放緩腳步，老齡化社會逼近也是無法忽視的事實，如何讓兩者實現融合，是政府乃至全社會未來都要面對的一道考題。目前，或許我們可以把一部分老年人群的困難當作“特例”來處理，但更期待的是老年群體被納入政府治理與社會發展等一切計劃的考慮范疇。在老齡化階段的數字時代，給予老年人舒適的數字生活，社會也會多一些溫度，少一些摩擦﹔政府也會收獲多一份信任，少一些質疑。

　　（作者：人民網新媒體智庫助理研究員 朱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