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 | 沉重的父愛

2020年06月27日08:45  來源:東岳客
 
原標題:人世間 | 沉重的父愛

 

6月13日早上,手機爆響,來電顯示竟是“爸爸”。

啊?父親離去兩年了,他從天堂給我打電話?

電話是哥哥用父親手機打來的:“今天是爸爸去世兩周年忌日,我們去公墓看看爸爸吧。”

痛別父親

2018年6月13日,一個銘心刻骨的日子——父親走了。95年的滄桑歲月不算短暫,但於我們弟兄,父親離去卻是摧肝裂膽之痛。

那天中午,弟弟來接替我陪護父親。此時,父親已在護理院住院23天。

父親這次患病,純屬醫療事故所致。護理院醫生開的用於泡腳的中藥,被錯標為內服,父親誤食了5包,馬上引發原已痊愈的骨髓瘤。很快,他的胸腔出現大量積液,呼吸緊迫,生命垂危。

護理院熬制中藥包給院外公司,公司草菅人命,我們憤怒卻又無奈。大錯鑄成,我深深自責,如果我細心一點,問一下藥的情況,也不會出現這樣的悲劇。我痛悔不已。

回家當晚,我正在吃飯,手機驟響,是護工的聲音:“你爸一口痰卡住,氣憋住了,快來!”

我大驚,放下飯碗沖出房門。護理院醫生的電話緊隨而至:“老爺子情況危急,按壓搶救可能導致肋骨斷裂,不搶救可能馬上不行了!怎麼辦?”

父親入院時簽下協議,病危時放棄創傷性搶救。此時,我卻未及猶豫,馬上表示同意——如果骨折能挽回生命,值得。

放下電話,我馬上開車,一路狂奔。

但是,還是晚了。我趕到時,弟弟正在給父親擦洗身體。父親眼半睜,嘴未閉,沒戴假牙的嘴嚴重內凹,兩頰深陷。

父親是不願離開我們啊!

我含淚輕輕抹下父親的眼皮,取來假牙給他按上,接著,和弟弟一起給他穿上衣服,然后將床單覆蓋在他身上。

薄薄的床單,將我們父子陰陽兩隔,縱然是千呼萬喚,也喚不醒父親。

遵照父親“不告訴單位,不請同事朋友”的遺願,15日,喪事以極簡的形式舉行,隻有幾個家人和至親為他送別。

火化后,我們立即將父親送往公墓,送他最后一程。

此時的我,腦子裡滿是父親的影子:

父親鍛煉時,身子前傾,甩開兩手,健步如飛……

冬日早晨,冰凍三尺,晨練回來的父親,用冷水擦洗身體,嘴裡發出“咝咝”的聲音……

父親埋首案牘,忘情地敲擊鍵盤……

驀然回首,父親已是一捧灰……

 
坎坷人生
 

我們愛父親,但更多的是敬畏。小時候,我們甚至有些怕他。他既不打,也不罵,但威嚴,也許是父親很少有笑臉的緣故吧。

父親的心情,是當時的嚴酷處境造成的。

父親是杭州大學中文系老師。在上世紀50年代末的反右運動中,他成為中文系兩名極右之一,被遣送回鄉監督勞動。

處分決定下發后的一天,一伙人沖進我們家搬家具。那時,我們住學校宿舍,家具是公家的。來人冷漠蠻橫,實際上是趕我們走。父母隻好整理行囊,領著三個孩子,當晚就趕到長途汽車站,坐了一個通宵,次日晨,才乘車回到臨海老家。那年,哥哥8歲,我4歲,弟弟才2歲。

父親身體向來較弱,一米八的身高,體重才一百斤,媽媽說他“風都會吹倒”。一個文弱書生,帶著城市長大的母親,加上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如何生存?

父親老家溫家岙是個小山村,近200戶,田少,缺糧。我們回鄉不久,大飢荒就開始了。當地主食是紅薯,易爛,壞紅薯有一粒粒硬塊,味苦有毒。我們吃紅薯時,將硬塊吐掉,父親都拾起吃掉。很快,我們連壞紅薯也吃不上了——斷糧了。媽媽帶著我們到處找吃的,別人丟棄的菜葉、紅薯葉、野菜,連枯黃發黑的干紅薯葉,都撿回來浸泡后當主食。后來,開始吃一種叫“刺棘”的植物果實,一種叫“黃狗頭”的植物根莖,吃下去會大便閉結。奶奶就曾大便閉結,媽媽往她肛門裡打肥皂水,用手指摳。這情景,我至今歷歷在目。

父母和奶奶都得了浮腫病,父親一次次餓得暈倒田頭。政治上迫害,生活上遭遇絕境,父親想到了自殺。被母親勸住:我們死了,三個孩子怎麼辦?

“活下去,像牲口一樣活下去!”多年后,電影《芙蓉鎮》裡,右派秦書田的話使我銘心刻骨,那是我們當時生活的寫照。

1960年,母親得了肺結核,縣醫院宣告不治,父親用大板車把母親拉回,忍不住哭了。

往事不堪回首……

母親終於沒有死,我們全家也扛過了最嚴酷的歲月。到1962年,情況才稍好些。

那時,父親心情抑郁。一個滿腦子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的大學外國文學老師,空有滿腹詩書,卻隻能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勞作。苦悶時,他隻能“欲將心事付瑤琴”,用二胡來宣泄心中的苦悶。

心情惡劣,父親很少有笑臉,我們在他面前拘束,還有些怕。父親要求我們甚嚴,我們上學后讀書都用功,但貪玩是孩子的天性。父親在家,我們都老老實實看書做作業,父親不在,我們就會溜出去,捉迷藏,抓“特務”,我們兄弟最愛玩的游戲是“民兵抓落寇(臨海方言‘土匪’)”。

“又出去玩啦?”回家被父親發現,我便會垂首侍立,惶恐不安。不過,父親從不訓斥,至多教育幾句,比如“要好好讀書”。

1965年,村裡來了兩個“杭州人”,他們是來調查父親的。父親已於兩年前摘帽,7年脫胎換骨的改造,已將他從一個知識分子改造成真正的農民:能挑180斤重擔,會操持各種農活。改造也使父親因禍得福,他從此強健起來。回杭州后,他堅持鍛煉,冬天用冷水擦身,身體始終保持健康。

但是,母親身體卻垮了,很虛弱,直至晚年。

苦盡甘來,父親回杭大了,母親含淚送走父親,帶著我們仍留在山村。

父愛如山

溫家岙沒有小學,我們三兄弟都到鄰村小學讀書。我讀到五年級時,文革開始,輟學了,放了兩年牛,開始參加生產隊勞動。后來,哥哥和我都學了木匠,弟弟學了油漆匠。我們都以為,這輩子要終老山村了。

是父親的堅持,改變了我們的命運。

父親一生嗜書如命,即使淪落農村也堅持讀書。村裡人譏笑他是“書呆子”“書腐”。特別是,他解手時都不忘手持一卷,成為大家的笑料。“文革”期間,讀書無用論喧囂,父親仍不斷給我們寫信,鼓勵我們讀書。他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放棄讀書,即使當農民,也要當個有知識的農民。他告誡我們,讀書可以啟心智、長知識、增素養、拓眼界,知識能改變人的命運,隻要堅持讀書,總有一天會用上。

父親為我們培養出來的愛讀書習慣,最終使我們改變了命運。這是后話。

1976年,我隨縣工程隊赴武漢參加援建武鋼建設,成為中國第一代農民工。那時,我心情壓抑,父親不斷鼓勵我多讀書。他還寫了長詩《雛鷹》激勵我:

“雛鷹翮初壯,奮翅薄青雲。夢繞天涯遠,飄然辭故林。御風雙翼捷,逐雪羽毛輕。”“困厄終可度,勿怨運來遲。”“楚山花開日,越水流碧時。莫嘆天涯遠,藕斷尚連絲。立身當自重,后會自有期。”

一次,他寄來杭大中文系蔡義江教授的《紅樓夢詩詞注釋》,我很興奮,立即沉浸在閱讀的歡愉中。父親的來信,對我來說是一種歡愉的閱讀,他的信談古論今,激人奮進。他在一首給我的長詩中寫道:

“小鷹呵,親愛的小鷹!
別泄氣,你也別傷心!
生活裡原不免有淒風苦雨,
世事也絕非一帆風順!
奮飛吧,迎著風雪奮飛!
別讓憂思擾亂你的雄心!
隻要自強不息,勇往向前,
你定能奔向燦爛的前程!
蕭瑟的寒冬將會過去,
春來時就會有鳥語花香。
不論是他鄉還是故園,
到處都將是喜氣洋洋!”
 

愛,深沉的父愛,蘊藏在諄諄教誨中,滋潤著我們成長,陪伴我們走過人生的每個階段。

1979年,父親右派平反,受株連子女可回城安置,父親來信讓我和弟弟回杭州落實政策。我聞訊狂喜不已,為能回城就業而激動不已。

等待落實政策的日子裡,父親的一個舉動,徹底改變我的命運。

那是1979年三、四月間,一天,父親興沖沖地回來,說已為我和弟弟報名,插班參加杭大辦的高復班。當時他還沒有想讓我們參加高考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幾個月后,我和弟弟參加了1979年高考。我不奢想能考上,只是為了能理直氣壯進一次考場,那是我久違的權利。

考試結果有點意外,當年的錄取分數線是295分,我數學、英語棄考,4門課總分271分。父親很興奮,他認為,我小學肄業能考出這樣的成績,如果脫產復習一年,考上的可能性還是有的。

我們在杭州等了半年,要求回城的人太多,狼多肉少,落實政策終止,我們無法回城了。

這對我們是致命打擊,我很絕望,死的念頭都有了。

父親要我留杭復習,參加次年高考,靠自己的努力爭取前途。我卻窩了一肚子氣,認為父親不切實際。我不顧父親挽留,堅決回到老家。

父親鍥而不舍地寄來一封封信,每次來信都是厚厚的七八張紙,那濃濃的父愛從字裡行間透出,使我無法拒絕。畢竟,我敬畏父親,覺得即便是為了父親,我也要再考一次,考不上,他才會死心。

春節后,我來到臨海二中高中插班聽課。

1980年,我再次參加高考,結果還是名落孫山。此時,我的心已平靜了,終老山村,那是我的宿命,我認命!

1980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農家的屋檐下做木工,忽接父親來信:我已被杭州大學中文系錄取,讓我馬上去學校報到。

原來,杭州大學擴招,我分數上線被錄取。

我大感意外,喜極而泣。

此后,哥哥也通過高考進了大學,畢業后成為一名教師﹔弟弟落實政策回杭州安置,通過夜大學習成為出版社編輯。我們兄弟仨讀書都少,最后都取得大專學歷,靠知識改變命運。這是父親傾注愛心,堅持讓我們讀書的結果。

報到前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此時我才真正體會到父親的苦心,體會到父親堅持的重要。沒有父親的堅持,我哪有可能進大學?

父愛如山。父親的愛,如暗夜明燈,照亮了我們人生的航向﹔如久旱的甘霖,滋潤著我們干涸的心田。是父親的愛,使我們身處文化荒漠時精神沒有枯萎,給了我們前進的力量。

但是,我們依然未能當面表達對父親的愛,我們繼承了父親的性格,拙於言辭,只是默默地把愛放在心底。

1985年春,我去寶鋼採訪。父親同學金心是著名冶金專家、寶鋼副總工程師。那天晚上我去他家,一進門,他正坐在餐桌前,大學剛畢業的女兒小菲站在他身后,正俯身把父親的腦袋抱在懷裡,用自己的臉頰摩挲著父親滿是胡茬的臉。很顯然,女兒正在慈父面前撒嬌,而那位冶金專家的臉上溢滿無比幸福的笑。

這一幕深深地刻進我的記憶,歷久難忘。

父女之間能如此直白地表達親情,這在我們兄弟與父親之間絕無可能。我無法像她那樣直截了當地向父親表達自己的愛,父親在我們心裡的形象,更多的是一種威嚴。也許,父愛是粗粝、豪放的,是力的凝聚,而非情的濫觴。作家蘇童說,“母愛的偉大使我們忽略了父愛的存在和意義,但是對於許多人來說,父愛一直以特有的沉靜的方式影響著他們”,父愛“它是羞於表達的,疏於張揚的,卻巍峨持重”。

是的,父愛是“巍峨持重”的。在送別父親的儀式上,我在悼詞中說:“爸爸,雖然你走了,但你依然活在我們心中,你一生沒有留下多少遺產,但你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卻很豐厚,值得我們永遠珍藏。爸爸,我們愛你!”

這句話深埋在我心中,卻一直說不出口。及至說出來,卻已是陰陽兩隔……

 
寬容待人
 

在杭州等待落實政策受挫時,我與父親發生過一次沖突。

一天,父親告訴我們,他有個故友出差來杭州,要來看我們。聞此,怒火頓時從我心中升騰。

那人是父親年輕時的朋友,地下黨員。父親是激進青年,與那位地下黨員精神投合,也給過他許多經濟上的資助。當時父母正在熱戀中,而母親家是大戶人家,也對父親朋友鼎力相助,那人經常吃住在母親家,被奉為上賓。

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有一天,那人身穿軍裝,雄赳赳氣昂昂地出現在父母面前,父母也為有這樣的朋友而自豪。

朝鮮戰爭爆發,那人赴朝參戰,成為志願軍的師級軍官。

誰能想到,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那人卻把父親和我們全家推入災難的深淵。

問題出在父親寫給那人的一封信上。信中,父親表達了對杭大在肅反運動中逼死幾個無辜老師的不滿。他認為,黨的政策是好的,但被基層一些人執行偏差了,結果是損害了黨的形象。父親在信中表示,盡管如此,黨還是偉大的。

就是這樣一封充滿正能量的信,那人卻認為父親觀點錯誤,他要幫助父親端正態度。於是,他把父親給他的這封私信轉給杭大黨委,希望杭大幫助父親端正認識。結果可想而知,右派的帽子就堂而皇之地戴到父親頭上,這害了父親,也害了我們全家。

22年的苦難因他造成,我們家的親朋都視他為賣友求榮的小人,隻有父親為他辯解,說他的告密是無意的。

而今,那人來了。

“一個卑鄙的告密者,他敢登門,我把他趕出去!”我和弟弟正因落實政策受挫,一肚子的火氣無處發泄。從不頂撞父親的我,第一次表現出極度的憤怒:他差點把我們搞得家破人亡,我們還要奉他為上賓,憑什麼?

我的態度,使父親非常吃驚。我一向尊重父親,從未違逆他的意志,而此時卻公然與他對抗。

為了說服我們,父親召開家庭會議,要我們寬容待人。“他不是有意陷害我,在當時的情況下,他這樣做也是出於好意,不能怪他。”父親為他辯解。

其實,父親壓力很大,我們無法落實政策,他比我們還焦急,是他把我和弟弟(哥哥已結婚,不在落實政策之列)叫到杭州,可殘酷的現實卻使我們願望落空,父親陷入深深的自責之中:“都是我害了你們!”

我們無法回城的壓力,使父親情緒惡劣,以至於在與負責落實政策的領導交涉時,情緒失控發生爭執,結果當然更加劇了落實政策的困難。

而就在這時,我卻給父親增加壓力。

那時,我們一家4口擠住在12平方米的單身宿舍裡,我和弟弟睡高低鋪。那一晚,逼仄空間裡,父母、我、弟弟輾轉難眠。父親沉重的嘆息聲和無法入睡翻身時木板床的咯咯聲,刺痛了我的心。我陷入深深的自責中,父親的壓力已夠重了,我不能給父親增加壓力啊。

那個前志願軍師長終於來了,我終於沒有“把他趕出去”,只是用沉默來抗拒。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那個軍人,如果不是他導致我們家庭的災禍,我是很願意以他為榮的。在我心目中,一個軍人,一定是英武偉岸,相貌堂堂。誰知眼前的他,身材矮小甚至佝僂,滄桑滿面。當父親把我和弟弟介紹給他時,他咧了咧嘴:“啊,你們都這麼大了?”

父親的寬厚,在接待他時表現得很充分。我們家經濟困難,尤缺糧票,靠親戚資助艱難度日。媽媽破例做了紅燒肉,而我們平時隻能買點豬頭肉解饞。

節儉助人

父親一生節儉,不喝酒不抽煙,從不浪費,沒有任何不良嗜好。因為經歷過大飢荒,他對食物的節省到了成癖的地步:牛奶喝完了,倒點開水涮一下喝淨﹔菜吃完了,用開水涮一下把碗裡的油喝掉﹔食品過期了,他擔心我們丟掉而搶著吃﹔衣服破了補補再穿。他晚年的衣服,都是我們兄弟退下來給他的,他對媽媽說:“年輕時沒衣服穿,老了享兒子福。”我退給他的西裝他一直在穿,因為年紀大了開始發胖,褲腰不夠大,大前門拉鏈無法閉合,他還是舍不得扔掉,給他買新的,他舍不得穿﹔餐巾紙撕成小片用,衛生紙也是裁成小方塊用﹔洗臉水要積起來沖馬桶。對父親的過度節儉,我們曾一次次提意見,但毫無用處。

大飢荒使母親晚年患上“食物匱乏恐懼症”,她囤積米面,冰箱裡永遠塞滿各種菜,營養品過期是常事,我們要扔掉,父母都不同意。父親是知識分子,懂科學,但在過期食品上,他卻與母親結成統一戰線:“農村從來沒有過期的概念,東西沒壞就可以吃,沒必要太講究。”

他對自己節儉成癖,對別人卻很大方。德清一位女博士經人介紹認識父親,她因病失去工作,生活困難,父親想著法子幫助她,翻譯《魯濱遜漂流記》時,有意請她寫序。耗時一年多翻譯的這本小說出版后,他將全部稿費以序言稿費的名義給了她。他用這種方式資助,是為顧及一個知識分子不食嗟來之食的尊嚴。

滴水之恩涌泉相報,父親也遵循這一古訓。一位同事在反右時幫過父親。上世紀90年代,這位同事出版詩集,知道我認識出版社的人,托我聯系。我幫他聯系好了,但出版詩集要收費,父親決定資助,他要我叮囑編輯向作者隱瞞這一事實。后來詩集出版了,這位編輯感動之余寫了一篇散文發表。這位同事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個中原因。

親戚朋友有困難,父親總會援手﹔每次回鄉,他總會給一些村民送點錢。一次,他同事為他已去世的朋友家捐資,這位朋友飽受磨難,落魄離世。父親並不認識那個人,卻主動資助6000元,這是父親當時一個月的退休工資。父親去世后,同事和朋友為他舉行追思會,一位與他並不很熟的人說,他貧病交加,生活困頓,父親曾資助他2萬元。這些事,父親從未跟我們說過。

父親一生清貧,他留下的所有財產,就是一套住房外加不到10萬元存款,他有多少錢資助別人,我們並不知曉。

生死約定

2017年10月8日,父親內急,母親去扶,父親一個踉蹌,推著母親一起摔倒,母親腦袋撞在門框上,立時氣絕。

整整3個月,母親在醫院經歷多次搶救,死裡逃生。但從此無法站立,隻能靠輪椅行走。腦子損傷,意識糊涂,有時她連我們也認不出來。

母親摔傷,父親多次老淚縱橫:“是我害了她啊!”

母親住院期間,一天腦子異常清醒,她告訴我一個驚人的秘密:父親與她有一個生死約定,一旦一方遭遇不測,另一方緊隨其后離開人世,他們都不想忍受失去另一半的痛苦。

我聞之又驚又痛。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這種發生在書本裡、戲文裡的愛情故事,竟發生在我父母身上。

父母畢生相親相愛,不離不棄,愛得刻骨銘心。父親走后,我們整理他的遺稿,發現父親1971年5月寫給母親的一首詩——《寄內》。此詩真實地表達了父親對母親深切的愛:

“行年五十白頭吟,舉案齊眉廿二春。病榻許心憐愁寂,深宵伴讀慰勞辛。糟糠共碗言無怨,田陌連肩目有情。遙夜床頭此寄意,西湖何日見離人?”

此時父親獨居杭州,深宵空寂,思念母親,寫下了這首詩。

父親1943年考入暨南大學英語系,大三時患肺結核休學,養病時認識舅舅,遂成莫逆。舅舅邀父親去他家養病,母親是舅舅最小也是最疼愛的妹妹,服侍病中哥哥便成了母親的任務,順便也料理父親的起居飲食。母親心地善良,性格柔順,很會體貼人,不斷接觸中,父親很快被她吸引。

母親出身鐘鳴鼎食之家,卻隻有初小文化,外公重男輕女不許女兒讀書。母親的條件並不符合父親的擇偶標准,有文化是父親擇偶最基本的一條,而母親偏偏缺少文化。

也許愛情是非理性的。當時父親正在讀林語堂翻譯成英語的《浮生六記》,父親越看越覺得母親是《浮生六記》中的芸,終於深深陷入暗戀中無法自拔。

在當時,父親的愛是無望的單相思,母親已由父母做主與同城富商之子訂婚。此人嗜煙好酒有許多惡習,母親同他話不投機,並不喜歡他,對父親印象很好,曾嘆息:“我要有這樣一個哥哥多好!”

舅舅為妹妹的不幸擔憂,偶爾從父親的日記中窺見父親的暗戀,於是鼓動母親解除婚約。母親一生膽小、謹慎、順從,從不敢越雷池一步,卻“呂端大事不糊涂”,就像后來父親劃右后毅然追隨父親到鄉下受苦一樣。她找來律師,在當地報紙上刊登解除婚約啟事,宣布與封建婚姻決裂。

 

就這樣,父母走到了一起。晚年時,父親反思自己的婚姻,慶幸當年的選擇。沒有母親,父親能度過人生的大劫難嗎?恐怕連我們都沒有了!

母親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她一生沒有自我,隻有丈夫和兒子,她為家人付出了全部,家人的幸福便是她的幸福。大學老師找了個半文盲,父親卻幸福了一輩子。在父親眼裡,母親就是《浮生六記》中的芸,有賢妻相伴,人生夫復何求?

2016年12月,父母搬進隨園嘉樹養老院。從此,養老院多了一道美麗的風景:夕陽西下,霞光滿天,一對白發蒼蒼的老人,手持手杖,蹣跚於鋪滿霞光的行道間。他們伉儷情深,相扶相攙,共度著幸福的晚年生活。

 

 

父親一生22年被耽誤,1979年右派改正后,母親回到他身邊。他珍惜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夜以繼日翻譯和著述,沒有星期天和節假日,到養老院后依然如此,先后出版了近20部譯作和著作,其中著述有《西湖史話》《浙江名品擷英》《西湖漫話》《當代世界名城》,翻譯美國地理學名著有《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地理學的性質》等。

 

但是,這些成果都與父親的專業無關,他的專業是英國文學。右派改正前,著名地理學家陳橋驛把他從教材科刻蠟紙的崗位調去搞翻譯。士為知己者死,父親要報答陳先生,這是他長期甘於翻譯原本沒有興趣的地理學專著的原因。2015年,陳先生去世了,父親也已92歲,這才撿起專業,翻譯文學作品。他在人生的最后三四年中,翻譯並出版了《朗費羅詩選》《魯濱遜漂流記》《馬丁·伊登》。

2018年6月8日,他最后一本譯作《馬丁·伊登》樣書寄到。此時,他已進入生命的最后階段,胸腔積液壓迫肺部導致呼吸困難,醫生給他裝了導管,每天排出積液八九百立方厘米(cc)。

拿到樣書,我趕緊給父親送去,希望他能得到些許安慰。

父親斜躺在病床上,臉有些浮腫,他接過書,撫摸著封皮,抖擻著打開,表情漠然。

5天后,父親遽然逝去。他的生命之火,是在工作中熬干的啊。

6月13日,我們來到公墓。此處靈山秀石,鬆柏成蔭。墓碑照片上的父親依然挺拔,平時難得一笑的他,卻在照片上笑得燦爛。一生苦難歷盡,人生也有許多遺憾,但父親是幸福的。

(作者葉輝,高級記者,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責編:邢曼華、劉穎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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