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西遷路——西北聯大抗戰遷徙二三事

　　“謀國年年說帝秦，盧溝戰起尚和親。北門鎖鑰今何在？南渡衣冠委路塵。排隊久，點行頻，都無片語話酸辛。誰知送往迎來者，幾度生離死別人。”這首詞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文理學院國文系講師吳世昌先生所作。

　　1937年7月底，北平南宛機場失守，平津相繼淪陷。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編輯吳世昌先生，曾在九一八事變后與兄吳其昌絕食以促國民政府出兵抗日，被列入日本憲兵隊黑名單。平津淪陷后，他挈婦攜幼，飯碗也來不及洗，便告別了北平，故有這首《鷓鴣天·平津淪陷后車站所見》。吳世昌一家隨著逃難人群到了西安，受許壽裳、黎錦熙之邀，任國立西安臨時大學、國立西北聯合大學講師。

　　1938年5月，西北聯大發掘絲路開鑿者張騫墓及墓前石刻后，吳世昌撰寫了極具民族情懷的《增修漢博望侯張公騫墓碑記》，對張騫“跋涉萬裡的鑿空之功”極盡褒揚，對“國黌播遷，西暨漢中”，“御侮圖強”盡書悲壯，成為西北聯大這所戰時流亡大學最重要的遺存文獻之一。

　　吳世昌先生后為著名紅學家，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北平大學體育教師王耀東的西遷之路更是險關重重。

　　王耀東連闖四關

　　1937年7月28日清晨，王耀東前往位於朝內大街孚王府的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上課途中，得知守衛北平的宋哲元二十九軍已經撤離，日本侵略者正在進城。於是，他馬上返回家中。第二天，他就看見大批荷槍實彈、全副武裝的日本軍隊在天安門前和東西長安街耀武揚威。大街小巷隨處可見日本侵略者肆意打罵我國同胞。

　　王耀東很快得知政府在西安成立了包括北平大學在內的國立西安臨時大學，便與體育主任謝似顏教授於10月間離開北平，先乘火車到天津，再乘輪船走海路到青島，前往西安。這可是一段凶險難料的旅程，他們連闖四關：

　　第一關，在布滿日本軍隊的北平火車站，王耀東用行李遮擋住臉面，總算在持木棒列隊而立的日本兵夾道中進了站，進站后才發現被人盜竊錢包，好在是零錢，車票也在。

　　第二關，到了天津，出站后在一小旅館住下，不敢貿然去車站取行李。眼見得日本憲兵扣留許多中國同胞。兩位迂夫子，硬著頭皮去拿行李，卻見行李就擺在站台上，尚未檢查，還是車站服務員提醒他們說“趁日本人沒來，還不拿走”，兩位迂夫子這才提上箱子跑。

　　第三關，因為各鐵道線成為中日爭奪的焦點，他們隻好改海路從天津乘輪船往青島。在天津港，日軍盤查極嚴，逐個檢查行李物品，好在兩人沒有露出破綻，船過大沽口，總算脫離虎口。

　　第四關，從中國軍隊控制的青島換乘火車到徐州，凶險卻依然伴隨。火車剛進徐州站，日本飛機就開始低空掃射，站台上的人紛紛逃避，隻有他們還留在站台上，旁邊有人高喊“臥倒！”二人才趕緊俯身倒地，隨即一排機槍子彈掃射過來，幸運沒有受傷。

　　一路心驚肉跳，兩位體育精英終於在10月下旬到了大后方西安，被聘在國立西安臨時大學任教。3年以后的1940年，王耀東的妻子齊志修帶著兩個孩子，歷經艱險，數千裡輾轉找到陝南城固，一家人終於團聚。

　　王耀東曾作為中國籃球隊的主力隊員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第五屆遠東運動會（亞運會前身），在與菲律賓隊的比賽中在比分落后的情況下，他在終場前准確投籃和罰球命中，中國隊反敗為勝，以30︰27勝菲律賓隊，獲得中國三大球在國際比賽中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冠軍。當時中國隊出場的主力陣容為前鋒王耀東等，以及后衛孫立人（后來成為一代抗日名將）等。1938年3月，王耀東作為副中隊長帶領西安臨時大學學生第一中隊徒步翻越秦嶺南遷。抗戰勝利后，隨北平大學永遠地留在了大西北，從事體育教學70余載，為西北體育事業作出重要貢獻。曾任中華體育總會西北行政區分會副主席、名譽主席、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陝西省、西安市人大代表、政協陝西省委員會委員等職。84歲加入中國共產黨。2006年12月10日去世，享年107歲。

　　比起王耀東西去1200余公裡的應聘之路來，汪堃仁的萬裡應聘之路則更為漫長了。

　　汪堃仁萬裡應聘

　　當在北平協和醫院實習的汪堃仁接到國立西安臨時大學聘書的時候，輾轉耽擱，已經是1939年5月，當時國立西安臨時大學在南遷途中已經改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而當他歷時4個月，行程萬余裡到達陝南時，西北聯大又分別改為國立西北大學、國立西北工學院、國立西北農學院、國立西北醫學院、國立西北師范學院五校。他相繼被合聘為國立西北師范學院和國立西北大學副教授、教授。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由於協和醫學院一直是由美國人控制的，所以汪堃仁尚能在那裡繼續進行一些科學研究。后來形勢急轉直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他感到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毅然決定離開協和，到后方去，到已遷往陝西省城固縣的母校——國立西北師范學院。

　　但由於日機轟炸。交通被破壞，需取道海上，繞越南到昆明，經黔、蜀才能到陝西。1939年5月，他終於籌借到路費，遂攜帶妻女（當時長女兩歲，次女才6個月）和簡單的行裝，開始了西北之行。從塘沽登船，經香港抵越南海防，換乘火車到昆明﹔再由昆明乘卡車穿過雲貴高原，到達山城重慶，此時已是盛夏酷暑的7月了。

　　在重慶停留期間，敵機不時狂轟濫炸，尸陳遍地，一片慌亂。他考慮到內地教學一定很需要生理儀器，便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找到中央大學醫學院生理教授蔡翹所辦的教學儀器廠，自己籌款買了幾套生理實驗儀器，以備教學之用。

　　那時候，大后方的交通十分困難，四川沒有鐵路，成渝公路也尚未通車，他和妻子楊淑清抱著孩子帶著儀器和行李，由重慶乘江輪溯江而上，到了瀘州。這時瀘州剛遭受過敵機洗劫，火光未息，一片廢墟，慘不忍睹。由瀘州經成都、劍閣、廣元到陝西，途中多次更換交通工具，有時還得步行，終於在1939年9月到達陝西城固。

　　汪堃仁一家四口受盡長途跋涉之勞，飽嘗蜀道難行之苦。目睹日寇的殘暴肆虐、國民黨統治的反動腐朽，使他為災難深重的祖國感到無限的憂慮，也感到肩上的責任。他立即投入教學，購買的儀器也派上大用場。他開設的生理學課程，沒有尸體可供解剖，就搜集無主尸體或動物代替，自己動手制作了必須的骨架等多種標本，開出了不亞於北平協和醫院水平的所有課程。

　　汪堃仁后來成為我國組織化學的開拓者，在消化生理、組織化學、細胞生物學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從事教育工作近60年，對促進中國大學和中學生物學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很大貢獻。1956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4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吳世昌、王耀東、汪堃仁3位先生的遷徙目的地均只是西安或陝南，而魏壽昆教授則在從北平到西安、再翻越秦嶺到陝南，又在秦巴山地帶領學生徒步勘礦，行程總共達2700余公裡。其中，僅在漢江流域帶隊徒步勘礦就達900公裡。1939年春，他又踏上了南下遠赴西康辦學的征程。

　　魏壽昆南下西康

　　1939年春，魏壽昆隨李書田常委開始了由陝南城固向西南方向西昌的另一次遷徙，在那裡籌建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今西昌學院）。魏壽昆攜妻帶女，與大家由陝南乘汽車出發，經四川廣元至劍閣，到梓潼，進入成都平原，找到西康技藝專科學校成都接待處，再由成都乘汽車顛簸至雅安。然而，從雅安到西昌的450公裡，就隻能徒步跋涉或騎馬、坐滑竿。這時，不巧的是魏壽昆發現妻子已經懷孕，還帶有9歲的女兒，他隻好將行李物品放在一副滑竿上，妻子和女兒乘另一副滑竿，自己則氣喘吁吁地隨圖書設備駝隊登山。

　　一路上，一會兒陰雲密布，一會兒細雨蒙蒙，一會兒又萬裡晴空，一會兒穿過土匪出沒之地，經過了傳說當年唐僧西行取經的晒經關，也戰戰悠悠地經過了大渡河鐵索橋，翻越大相嶺頂峰（海拔2830米）和小相嶺頂峰（海拔3030米），最終抵達西昌。從城固到西昌全程1079公裡，歷時12天。就這樣，剛一到駐地，他就和李書田校長在暗淡的燈光下談起了開學的事。

　　魏壽昆相繼任國立西安臨時大學、國立西北聯合大學礦冶系主任、教授，國立西北工學院礦冶系教授及工科研究所礦冶研究部主任。他於1937年受陝西省建設廳委托，作為總領隊，與雷祚文、張伯聲等教授和礦冶系三四年級19名學生，對陝西安康一帶的砂金礦作了勘察，並在區內宣傳抗日救亡，是西北聯大為地方建設和抗戰服務的一次重要活動。

　　1939年，魏壽昆隨李書田創建西康技藝專科學校，發展川西高等教育，為陝西、川西乃至西部礦產開發作出重要貢獻。建國后，他於1952年加入九三學社，並任九三學社中央顧問。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2014年6月30日病逝於北京，享年107歲。

　　周名崇途中病逝

　　由於日寇竄抵風陵渡，距離西安僅130余公裡的陝西門戶潼關告急，僅在西安半年多的西安臨時大學不得不再遷漢中。1938年3月16日，西安臨大1400余名學生正式遷離西安。全校師生員工，不畏艱辛，按照行軍編制，在校常委、原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帶領下，乘隴海路火車由西安出發至寶雞，然后下車，宿於寶雞，次日按照預定計劃徒步南行。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從寶雞到漢中盆地，當時唯一的通道是川陝公路。這條公路要翻越秦嶺山區，途經雙石鋪、鳳縣、褒城到漢中。公路上行駛的為數極少的所謂“客車”，燒的是木炭，既無車棚，也無座位，如不發生故障，也要三天時間才能到達目的地。秦嶺峭壁陡立，高聳入雲，公路坡度大，彎道多，路面差，在柴關嶺一帶險段經常有車翻人亡的事故發生。

　　國立西安臨時大學文理學院化學系周名崇教授於1938年3月23日剛剛抵達南鄭（即漢中），因身體素弱，不勝長途之苦，在南鄭病逝，享年45歲。當日，南遷隊伍尚在翻越秦嶺途中，故各方面條件均很差，但學校仍盡力救治未果。次日，學校派往漢中接洽校址的徐世度等在漢中吊唁周名崇教授。后又舉行追悼會，並發給撫恤金。

　　據周先生的家人回憶，周教授由西安遷往漢中（即南鄭）途中，在火車上傳染斑疹傷寒，需注射盤尼西林，或需羚羊角退燒，因值抗戰期間，缺醫少藥，3天之內學校拍了4份電報至周家，周夫人原擬留下孩子，隻身前往陝南照顧丈夫，但剛剛由湘潭到長沙，即獲已經逝世的來電，加上戰爭期間交通阻塞，敵機轟炸，人既已亡，家中除長子在高中就讀外，還有14歲、12歲、4歲和不足兩歲的幾個孩子，急需照顧，親友均勸其不要前往，無奈周夫人隻得忍著悲痛，返回湘潭。

　　周先生的后事完全由學校料理，據來電告知已在漢中安葬，並在墳頭立有石碑，以憑后人尋找悼念，可是連年戰爭，很多地方已面目全非，且家中經濟困難，也無力赴陝，隻有遙為祭奠。

　　周名崇，字修士、明群，湖南湘潭人。7歲喪父，由母親王氏撫養成人，1917年畢業於北京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專業並留校任教，1922年該校改為國立北京工業大學，1928年並為國立北平大學工學院。1936年為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數理系和工學院合聘教授。1937年隨校遷西安，任西安臨大文理學院化學系教授。

　　直到2019年10月25日，周先生的孫子周鵬終與后繼學校西北大學取得聯系，隨后抵西安工作地和漢中病逝地祭奠，總算了解了心願。

　　在長途遷徙和日機轟炸中病逝或犧牲的還有：1938年3月翻越秦嶺途中不幸身亡的一位體育教師和一位學生﹔1940年5月20日晚，日機轟炸國立西北醫學院駐地中壯烈犧牲的教務長兼耳鼻喉科教授楊其昌、25歲的兩位女生欒汝芹和陳德庥﹔1941年11月3日在日機轟炸國立西北農學院時犧牲的一位職員和兩位學生﹔1946年夏，在國立西北大學回遷西安3日后不幸病逝的英國傳教士教授賈韞玉﹔1946年7月12日飛赴華北視察途中在濟南失事遇難的國立西北大學物理系張貽惠教授﹔1946年8月24日飛往重慶途中遭遇空難，全家罹難的國立西北工學院原教授雷祚文等等。

　　讓我們以此紀念抗戰歲月中一批不甘做亡國奴的知識精英們，以民族大義為先，家國情懷為重，西遷南渡，千裡跋涉，絳帳重開，弦歌復起，賡續民族文脈的壯舉，緬懷在大學西遷中和辦學中不幸病逝或遭日機轟炸遇難的師生。

　　后記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后，為保存中華文脈，平津地區文教機構紛紛內遷。同年9月10日，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的師資設備為基干，設立長沙臨時大學﹔以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為基干，設立西安臨時大學。隨著戰事迫近西安東大門潼關，西安臨時大學復南渡漢中，改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

　　1939年8月，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最終“一分為五”（國立西北大學、國立西北工學院、國立西北農學院、國立西北醫學院、國立西北師范學院），形成“國立西北五校”和后繼“十校”（北京師范大學、天津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西北大學、西北師范大學、河北師范大學、中國礦業大學、東北大學），以致在京、津、冀、遼、豫、蘇、川、陝、甘等9省市的30余所大學與其血脈相連。誠如張豈之先生所說，不管是西南聯大的南渡北歸，還是西北聯大的扎根西北，同樣是中華民族抗戰精神的最高表現。

　　1937年至1949年，西北聯大及其子體國立西北五校形成705名教授（含副教授）和2169人的教職員隊伍，培養了諸如開國大典播音員齊越、全國道德模范龔全珍等9015名畢業生，為西部大開發和“一帶一路”建設奠定人力資源基礎。

　　截至2018年底，在所涉10所后繼高校師生中走出諸如國家科學技術最高獎獲得者師昌緒、大慶油田的發現人之一田在藝、用碧瑪一號拯救大半個中國的趙洪璋等195名兩院院士，成就了諸如黃文弼作為中國學者首次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千裡無人區和羅布泊死亡之海，開拓絲路考古的壯舉，成就了鄭資約教授行程兩千海裡測繪和接收南海諸島，以及傅角今教授主持我國南海劃界等70余項重大科學發現或人文社科成果。

　　這些成就來自日機的追蹤轟炸之下，來自輾轉數千裡大遷徙的途中，來自泥巴茅草屋或破廟舊祠的教室裡，來自風餐露宿的大漠駝背之上，來自那些衣服肘部磨得發亮、袖口、下擺“無邊無疆”的教授們之中，來自“水煮白菜一口沙”“晝夜燈火無眠”的近萬名優秀學子之中。

　　（作者為西北大學教授、西北聯大與大學文化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