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裝劇起名“掉書袋” 援古就能証今？

近年來，網絡文學IP劇起名的引經據典之風蔚為大觀。作為普通觀眾，面對這種“掉書袋”的現象該作何解讀？一些流行劇名中的用典方式又是否經得起推敲呢？

其實，中國文學傳統中一直有師法古人的傳統。南朝梁劉勰曾在《文心雕龍·事類》中道：“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証今。”可見，巧妙的用典既要師古人之意，又要能於故中求新，而用典的重中之重，就是典故與文本的契合。

《鶴唳華亭》用典存疑

“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這是西晉一代名士陸機遇害前的絕命之語。前一陣熱播的古裝言情IP劇《鶴唳華亭》，正是以這個略顯冷門的典故命名，令人耳目一新，卻也有些雲裡霧裡。其實，“華亭鶴唳”是個十分悲涼的典故，最早見於《世說新語》。

華亭是個地名，相當於如今上海一帶，魏晉時屬吳郡，水秀山明，林中多棲白鶴。作為華亭人氏的陸機少有才名，祖父陸遜與父親陸抗皆為三國東吳名臣。不幸的是，陸機步入仕途的時代正逢晉初“八王之亂”，極端惡劣的政治環境使他難展抱負，但陸機性格耿介，沒有急流勇退，直至卷入權勢派系的斗爭，最終含冤被誅。死前，陸機回憶起少年時在家鄉華亭讀書所見白鶴高飛長鳴的悠閑景象，感嘆靜好往日不可復返。這則動人的細節，被收入《世說新語》中的“尤悔”章部，后又被《晉書》所載所傳。

在陸機之文採與悲劇命運的渲染下，“華亭鶴唳”成為后世文人士大夫用來感嘆仕途遭禍、抽身悔遲的典故。如李白《行路難·其三》中的“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一聯，將此一典故與秦相李斯被殺前期望“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的遺言並舉，抒發了自己因遭小人讒害被“賜金放還”離開長安時既憤憤不平又幸以身退的矛盾心理。

那麼，以此典故命名的《鶴唳華亭》一劇及其原著網絡小說，是否也以仕途凶險為主題呢？《鶴》劇主打權謀和言情，主人公是虛構朝代南齊的皇太子，整體情節圍繞太子與一干政敵的權謀斗爭展開，最終以太子成功消融父皇猜忌、並與愛人攜手解除國家危機為結局。

盡管片方在宣傳定位上始終不離“家國天下”“小怯大勇”等情懷字眼，但以實際情節觀之，《鶴》劇的本質是一場帝王家內部的爭寵故事，讓主人公皇太子“一集哭七次”的壓力與痛苦並非來自社稷蒼生，是因為父皇對庶子屢次偏袒而對他蓄意刁難。這些動機牽強的刁難，其實是網絡文學創作中常見的“賣慘”手法，是作者在塑造主人公時“愛他就虐待他”理念的體現，有時難免為反轉而反轉、為悲情而悲情。

對“華亭鶴唳”一典的使用也是如此，攫其字面蕭瑟之感，為宮廷權斗營造一種玄機深藏的氣場、為主人公涂抹一層命運蒼涼的濾鏡。並不是想以陸機、李白等心懷慨然用世之志的士大夫在渾濁官場中進退兩難的遭遇為喻，對個體生命的窮達抉擇作出更有深度的探討和觀照。

金玉其名寡淡其實

這種取之皮毛的用典方式非《鶴》劇獨有，縱觀近年IP劇名，儼然成為一場裁剪多彩的古詩聯句大會。《寂寞空庭春欲晚》《香蜜沉沉燼如霜》《人間至味是清歡》《那年花開月正圓》……這些文字給人以美感的享受，初看十分抓眼，但一思之卻令人犯嘀咕：它們究竟講的是什麼故事？發生在什麼年代？主人公是何等身份及群體？想表達什麼主題？當觀眾產生這些疑問時，正說明了劇名功能性意義的缺失。

其實，這種“安能辨我是雄雌”的模糊感，也是編劇及原著作者引經據典時的意圖之一。IP劇由網絡小說改編而來，作為青少年群體中的亞文化，網絡文學有其自身的審美范式，創作上更為開放自由，也難免存在內容虛浮、格調不高、藝術境界不臻等流弊。

尤其在古代言情、武俠、玄幻等非現實題材中，很多作者不具備靠大量古代社會文化與倫理知識填充細節和塑造人物的能力，往往就愛借用更為易得的歷史典故與傳統詩詞來增強作品的文化氛圍，營造一種令人不明覺厲的古雅之風，去傳達其情節筆力本身不足以傳達的價值觀與情懷。

這種做法本無可厚非，文史素材本身的厚重氣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網絡寫作中的語言美感與故事質感。但用之不當，則有附庸風雅之嫌，為受眾徒增迷惑。

如2019年上映的IP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講述了一位宋代豪門庶女在家族中不斷逆襲、最終事業愛情兩豐收的故事。這個“開挂版賈探春”的奮斗史，究竟如何同李清照這兩句憐惜海棠花的詞句扯上關系，使人頗為費解。許多觀眾也因此在網絡平台上相互詢問探討劇名的用意，但除了“同是宋代貴族女子”“主人公大婚時紅男綠女的服裝配色”這些捕風捉影的猜測外，實在得不出什麼有價值的解釋。

再如2016年播出的IP劇《寂寞空庭春欲晚》，改編自網絡言情名家匪我思存的同名小說，講的是康熙帝、納蘭性德和虛構女主人公之間的三角悲戀。納蘭以才名傳世，但作者偏偏不理《納蘭集》中三百多首“哀感頑艷，格高韻遠”的妙詞，轉而從《全唐詩》裡抽了一聯“寂寞春庭空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作為題目——這首詩名叫《春怨》，作者劉方平是個生卒年皆不可考的匈奴族小詩人。

通俗文學用典大師

作為互聯網時代的通俗文學，網絡小說靠引經據典、裁剪詩句來化朽為奇，已成為一種風氣。其實，任何時代與體裁的通俗文學都面臨著升格與雅化的難題，借傳統文化之余馨滋養和提升自身創作的質感，早就不是什麼新鮮的法術了。言情與武俠，因其分別滿足了女性與男性讀者的閱讀需求，永遠是通俗文學中兩大最受歡迎的題材領域。而這兩座山頭上各自的巔峰人物——瓊瑤與金庸，恰恰都是在書名中用典的高手，值得后人借鑒。

相比於網絡作者的“拿來主義”，瓊瑤和金庸並不限於直接截取詩文原句，而往往在典故之中融入作品中核心思想與情節，使二者緊密貼合，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新語匯。比如，瓊瑤最火的IP劇《還珠格格》，核心故事是小燕子一時虛榮錯替紫薇做了格格，后又冒殺頭之險歸還其位，最終皆大歡喜。瓊瑤化用唐朝詩人張籍《節婦吟》中“還君明珠雙淚垂”一句，來概括這個鳩佔鵲巢的離奇故事與兩位女主角之間的姐妹深情。張籍原詩是個政治比喻，通過刻畫一個毅然歸還蕩子贈珠的有夫之婦，來表示自己不受政敵拉攏的決心。瓊瑤在此隻取一瓢飲，從其全詩最動人的一句中再提取關鍵詞，並加入自己故事的元素，造就了“還珠格格”這個名稱，是個非常有新意的表達方式，既通過典故的力量塑造出一種愛恨兩難的氛圍，也令讀者能夠大致了解故事的主題風貌。

金庸的用典方式也是如此。《倚天屠龍記》得名於書中兩件推進情節線的關鍵武器：倚天劍、屠龍刀。金庸將倚天劍設置為小說中的天下第一寶劍，內藏武林絕學秘籍，作為峨眉派掌門信物，有“倚天不出，誰與爭鋒”的江湖威名。其實，“倚天長劍”是古代英雄志士經常吟詠的一個意象，由宋玉《大言賦》中“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介，倚天之外”一句而得名，因其氣勢之峻拔，常被用來代指男兒建功立業的雄心。如李白《臨江王節士歌》用“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贊揚死士的威猛，辛棄疾《水龍吟·過劍南雙溪樓》中以“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裡須長劍”抒發北伐收復河山之志。金庸選擇倚天劍的名稱，一方面取其豪邁的語感來貼合江湖兒女的身份，一方面取其凝結歷代英雄壯志的寓意，烘托小說中明教勇士們的家國大義。

名家用典針對性強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瓊瑤和金庸在典故、選材上也頗懂取舍，能針對自己的創作風格找到更為細分的用典類別。瓊瑤精於詩詞，筆名即來自《詩經》中“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但在書名的選擇上，比起語言質朴的古詩和氣韻瀟洒的唐詩，她更愛用意境幽媚的宋詞來傳遞愛情故事的朦朧情緒。如《一帘幽夢》《庭院深深》《月滿西樓》《寒煙翠》等，均為北宋婉約詞派的佳句，最宜刻畫少女的清愁。

身為報人的金庸則涉獵更雜，善用歷史掌故來提挈作品的格局。如《碧血劍》用了萇弘化碧的典故，周朝忠臣萇弘遭離間蒙冤而死，鮮血入土化為碧玉，金庸借此典來哀憐同樣忠貞卻不幸的袁崇煥﹔《鹿鼎記》以問鼎逐鹿為典，象征反清復明背景下各方勢力的斡旋﹔集悲劇之大成的《天龍八部》則引用了佛經，有眾生皆苦的寓意，也有一種超度冤孽的悲憫。

說到底，用典是文學技巧的一種。瓊瑤和金庸都有深厚的傳統文化修養，同時也有高超創作技法，既能准確選擇貼切的典故為自己的作品加分，也通過精妙的二次創作生動闡釋了這些文史典故的深刻寓意。

古書用典多藏玄機

近現代以來，通俗文學的主力是為大眾提供消遣性閱讀的小說，網絡IP與瓊瑤金庸們的作品均屬此列。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曾這樣定義：“俗文學就是通俗的文學，就是民間的文學，也就是大眾的文學……不登大雅之堂，不為學士大夫所重視，而流行於民間，成為大眾所嗜好、所喜悅的東西。”中國古代通俗文學的體裁更為多元，先秦歌謠、漢樂府、六朝志怪小說、唐傳奇及變文、宋話本及說唱諸宮調、元雜劇、明清小說及筆記等，發展源遠流長。

不過，唐宋以前的通俗文學多來自民間，其原始作者或不可考，文人們更多擔任編纂、批評的角色。元代后，隨著社會制度的變遷與城市經濟的興起，知識階層對通俗文學的包容度日益增高，大量中下層文人親自執筆參與創作，也將用典這一修辭手法從雅正文學的領域帶入到通俗文學之中。

元雜劇作者中，比較喜歡用典故來作劇名的，是“四大家”之一的白朴。白朴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與擅寫民間疾苦的關漢卿不同，他的劇本多圍繞才人韻事、歷史傳奇展開，常有援古証今的筆觸。白朴最出名的作品《裴少俊牆頭馬上》，講述了裴少俊與李千金這一對青年男女自由戀愛、抗爭禮教、追求個人幸福的故事。

劇名脫胎於白居易長篇敘事詩《井底引銀瓶》中“妾弄青梅憑短牆，君騎白馬傍垂楊，牆頭馬上遙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這幾句。白居易這首詩序稱“止淫奔也”，想通過刻畫一個自由戀愛與人私奔卻最終生活不幸的女子，來勸誡唐朝社會的小家碧玉們“切莫將身輕許人”，筆調十分悲切。白朴用典時沒有照單全收，而是將悲劇改為喜劇，對年輕人“以情抗禮”的勇敢行為寄予溫暖的希望。在劇名的設置上，選取“牆頭馬上”這一男女主人公邂逅動情的美好瞬間，寫愛情火焰之光彩，對當時社會的青年讀者來說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這些精彩的用典與其背后的用心，使得《牆頭馬上》無愧於位列“元代四大愛情劇”之席。

明代小說中，書名用典的代表是施耐庵的《水滸傳》。水滸二字，出自《詩經·大雅·緜》中“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這幾句，講的是周朝的祖先亶父帶領族人遷往水草豐茂的岐山，奠定了周王朝的基業。從字面上看，水滸就是指靠近水域的地方，但對這一典故在《水滸傳》書名中的用法釋義，人們一直存在爭議。一種說法僅取其文字含義，一百零八將聚居於水泊梁山，本書所言者就是發生在水邊的故事。

另一種說法是從亶父遷岐的典故引申，認為“水滸”可代指一種尋找出路與安身之所的行為，與逼上梁山的境遇類似。另有說法是從小說情節出發，認為宋江等人棲身水泊是像姜太公在渭水之濱等待文王一樣等候招安，故“水滸”有潛虯暫棲之意。

而從其小說原名《江湖豪客傳》來解讀，又可以得出另一種解釋：“水滸”和“江湖”一樣，既有自然地理上的意義，也有社會學的含義，指代一種與朝廷廟堂相對立的生存狀態與意識形態，只是《水滸傳》的說法比《江湖豪客傳》更為古雅含蓄。其實，無論哪種說法，“水滸”二字都給人一種蒼茫險遠的意味，而對於這樣一部主題敏感曾遭禁毀的小說而言，把典故用得扑朔迷離，反倒是一種安全智慧的選擇。

清代章回小說中還有《鏡花緣》《好逑傳》等以典故入書名的，都望其文可知其意。筆記小說的用典，則舉袁枚的《子不語》為例。《論語·述而》中有“子不語怪力亂神”之句，意思是說孔子對怪異、悖亂、鬼神等超自然事物敬而遠之。袁枚這部小說有些類似於《聊齋》，專記狐鬼神怪等奇異的小故事，他認為這些東西是聖人不談、而我偏偏要談的，故以此命名。因為舊時文人無有不讀《論語》者，袁枚將“怪力亂神”四字裁掉，隻取“子不語”三字為書名，不但不影響理解，還有種歇后語的感覺，也是一種頗為詼諧有趣的用典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