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軍經武三路進兵鋒指伊犁

左宗棠聞崇厚簽訂此約，極為憤怒。1879年12月4日(十月二十一日)，左宗棠在向清廷奏《復陳交收伊犁事宜折》時，又向總理衙門寫了一封信。在這一折一信中，首先揭露俄國侵略的嚴重影響：

俄國將伊犁“已視為己有，若此蠶食不已，新疆全境將有日蹙百裡之勢，而秦隴燕晉邊防且將因之益急。彼時徐議籌邊，正恐勞費不可殫言，大局已難復按也”。且俄人專尚詐力，不以信義為重，“不特異日無以制憑陵，即目前亦無結束。若不及時整理，坐視邊患日深，殊為非計”。

接著，他痛陳崇厚所訂條約的危害，認為俄國雖名還伊犁，實際是：“我得伊犁隻剩一片荒郊”，北境、西南皆為俄有，“孤注萬裡，何以圖存”?“自此伊犁四面俄部環居，官軍接收墮具圈內，故不能—朝居耳！雖得必失，庸有幸乎？”

“是先之議論尚是空談，繼之以兵威乃有結束也。”

12月14日，左宗棠上奏《復陳李鴻章所奏各節折》，嚴詞駁斥李鴻章的種種無恥言論，更強調對俄侵略決不能退縮。他說：

俄自竊踞伊犁以來，無日不以損中益西為務，蓄機已深。此次崇厚出使，乃始和盤托出。若仍以含糊模棱之見應之，我退而彼益進，我俯而彼益仰，其禍患殆將靡所止極，不僅西北之憂也。

在這裡，他對俄國的侵略本性看得極為深透，認為從這次崇厚出使中他們心懷叵測已“和盤托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若仍以“含糊模棱之見應之”，那麼必定是我愈退彼愈進，我愈俯彼愈仰，禍患無窮，不僅是西北之憂，內地也將不保。他斥責李鴻章，就像庸醫給人治痞病：

但顧目前，不敢用峻利之劑，則痞症與人相終始，無復望其有病除身壯之一日。今日中俄之勢，何以異此？

按這個庸醫治痞病的方子繼續治下去，此病根永遠難除，無望“有病除身壯之一日”。這個比喻，是十分尖銳和確切的。他向清政府提出：“伏望於崇厚復命之日，將所議各款下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六部九卿及將軍督撫臣會議，孰准孰駁，各本所見條舉以聞。”他在最后說：數月來，他奏密諭，又見總理衙門各疏，“微言大義，深切著明，足令外人心折，應宣示者，亦予宣示。”計劃，策略，政策，“天下之大公，何庸秘密？”公諸於世，堂堂正正，理直氣壯，可以揚國威，正視聽。

左宗棠對伊犁問題的主張和態度，對清廷於崇厚所訂條約的決斷起了重要作用。12月17日，清政府收到左宗棠的一折一信后，就發布上諭，謂左宗棠所奏：

“洞澈利害，深中款要。該督所稱先之以議論，決之以戰陣，自是剛柔互用之意，所有新疆南北兩路邊防事宜，即著該督預籌布置，以備緩急之用。將來操縱機宜，該督必能通籌全局，謀定后動。（《清實錄》53）

12月26日，左宗棠駁李的奏折到北京。其后第七天，即1880年1月2日，清政府將崇厚革職議處，並如左宗棠所建議的那樣，將崇厚所訂條約交各部議奏。

1880年2月19日(光緒六年元月初十日)，清政府向俄國發出國書，說崇厚所議條約“多有違訓越權之處”，“事多窒礙難行”，故再派大理寺少卿曾紀澤為出使俄國欽差大臣，希派員與之“和衷商辦”。

清政府根據左宗棠等人的建議，採取這個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民族利益的正確決策，極大地打擊了沙俄的侵略氣焰，使收回伊犁談判由崇厚轉到曾紀澤身上。左宗棠亦轉入以武力支持曾紀澤赴俄談判的新階段。

如果說，收回伊犁由左宗棠主辦到崇厚使俄，再到改派曾紀澤使俄重談走了一個“之”字形，否定崇約改派曾紀澤是一個重大轉折的話，那末，俄國怕它攫取剛要到手的權益有被喪失的危險，從而一手制造了戰爭一觸即發的伊犁危機，使收回伊犁的局勢極為嚴峻！

清政府拒絕接受《裡瓦吉亞條約》和懲辦崇厚，立即激起沙俄政府的狂怒。光緒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80年1月3日)，沙俄代辦凱陽德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並以下旗返國、斷絕外交關系相威脅﹔另外，又在中俄邊境部署陸海軍，施加軍事壓力。兩國關系急劇惡化。

面對沙俄的巨大軍事壓力，清政府也被迫採取相應的對策，命令左宗棠赴西北統籌戰守，同時調直隸駐軍開往東北加強邊防。

當時，俄國強行要清政府照崇厚所訂條約辦理，除了政治訛詐外，還在我國東北邊境增調兵力，在海上調遣軍艦到我國海面游弋，還在上海邀各國在華兵船進行武力示威。

在西北，更是它制造戰爭的重點地區。如伊犁地區，在1880年上半年有步騎78個連，兵員11500多人，比它侵佔伊犁時兵力2000人增加了5倍多。此外，還准備從西伯利亞征調步騎9000多人，從費爾干納向喀什噶爾邊境派出的兵力有4600多人。而且，駐伊犁的侵略軍在積極進行戰爭准備，有的“越界放哨探路”，甚至“越界屯駐”﹔有的如庫羅巴特金指揮的軍隊，“隻要—聲令下就可以前進！”有的甚至叫喊：“我們的一個連能打敗—千個中國人！”因而認為：“中國人的日子是很不好過的。”

不僅如此，坐鎮塔什干的考夫曼還召見伯克胡裡—伙，要其糾集匪徒侵犯喀什噶爾，驅除華人，恢復“七城汗國”。俄國還准備“—旦與中國徹底決裂，於1881年初就會發起對准噶爾的猛烈進攻”。

沙俄的戰爭氣焰，雖然如黑雲壓城之勢，但我國各族軍民毫不畏懼，也決不示弱。“北京城廂內外，自去歲俄事起，街談巷議，無不以一戰為快。”四川總督丁寶楨建議加強東北防務，主張“強忍力爭，百折彌固”，還向清廷表示：“願以犬馬微軀一登俄人之堂”，“雖萬死亦何所惜。”更有表現民族氣節與豪情的駐扎在內地的提督雷正綰，他寫信給左宗棠，要求與左大帥“並轡出關”！真可謂，同仇敵愾御外侮，豈是“堂堂中國空無人”？！

與李鴻章等朝廷重臣被俄國氣勢洶洶所嚇倒相反，左宗棠冷靜而客觀地分析敵我形勢，知己知彼，胸有成竹，毫不畏懼，並有必勝之信念。

左宗棠分析當時形勢，認為“非用兵收取伊犁”不可。他堅決主戰，並非反對和談，主動挑起戰爭，而是“靜以待之”，“慎以圖之”，以備戰為談判的后盾，應付俄國的戰爭訛詐。貝爾斯評論說：

“仔細研究左宗棠這期間的言論，會發現他並不打算看到中國陷入一場與俄國的戰爭中去，但他清楚地認識到軍隊輔助外交的重要價值。”

上海“泰來洋行”的德國技師福克就說：

余看爵相馬、步兩軍並一切槍炮，並其將官陣法，盡善盡美。若與俄交戰於伊犁，必獲勝仗。第恐俄人不戰於伊犁，而戰於別處。（福克：《西行瑣錄》）

其實，俄國採取的是虛聲恫嚇，當時，沙俄也因克裡米亞戰后，內外交困，深怕戰爭一開，國內發生革命，威脅到它的統治，所以也願意重開談判。

當時英、法等國基於本身在華的利害關系，都不願中俄開戰，因此當崇厚獲罪后，紛紛出面說情，以圖緩解中俄如箭在弦的緊張關系。清政府本來就力求避免對俄戰爭，在英、法等國的影響下，迅速確定了重開談判、改訂前約的方針，即從原先的強硬態度而轉向妥協的意圖。

西方列強紛紛向清政府施加影響，英國女王維多利亞親自寫信給慈禧太后為崇厚求情。

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對李鴻章說：“嗣接本國外部電信，奉君主諭令，轉求……大皇帝寬免崇罪。”否則，“曾侯抵俄后，俄人必不與議事。且聞俄國添調兵船多隻來華，又欲勾同日本諸國與中國為難”。並說，若中國能對崇厚“寬免斬候罪名”，英國“君主與俄主系兒女姻親，必為從旁說合，轉請俄廷接待曾侯，妥商更改約章。”

俄國也聲稱如不對崇厚予以赦免，便不同曾紀澤談判。清政府迫於壓力，宣布免去崇厚的斬監候之罪。

其次，俄國加緊調兵遣將，對清政府進行武力恫嚇，不僅增兵伊犁，還在黑龍江以北、烏蘇裡江以東部署重兵，並調集20余艘軍艦組成一支艦隊由黑海駛往日本長崎，揚言封鎖中國沿海，威逼京津。

再次，英人戈登的游說確實起到了惡劣的作用。此人曾任“洋槍隊”頭目，與李鴻章有私交，他此時受清政府之聘，為中俄伊犁交涉調停。戈登至天津面見李鴻章，威脅說：“如果你要作戰，就當把北京的近郊焚毀，把政府檔案和皇帝都從北京遷到中心地帶去，並且准備作戰五年。”

本來就不主張收復新疆且對崇厚簽訂條約加以支持的李鴻章非常恐慌，他立即將“戈登贈言”進呈清政府，內稱：“中國一日以北京為建都之地，則一日不可與外國開舋，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於長驅直入，無能阻擋，此為孤注險著。”果然，清廷發生了動搖。

這時，英、法等國利用自己的外交影響，促使清政府對俄退讓，減免崇厚罪行，避免戰爭的發生，使俄國能與曾紀澤談判。

在俄國的威脅和英、法誘逼下，李鴻章、總理衙門和醇親王奕譞等都主張接受英、法勸解。奕譞認為：當今時勢，允准諸國之請，“則彼將合力調處”，而俄國陰謀為之阻止﹔若不允其請，“則彼將別思挑激，而我勢為之孤。”因此，他建議將崇厚暫免斬罪，但不可因此放鬆防務。他說：“有必戰之心，然后戰無不勝﹔有必勝之勢，然后事無不成。”6月26日，清政府權衡英法調停的利弊，特別是俄國的戰爭威脅和李鴻章危言聳聽，致使“海疆防務毫不足恃”，被迫將崇厚暫免斬監候罪，仍行監禁，使清政府此后把重心由備戰轉到以談判為中心的求和方面來了。俄國也同意與曾紀澤進行談判，中俄伊犁談判初步打破僵局。

順便作個交代：光緒十年(1884年)，崇厚助軍餉三十萬兩，才終於獲釋。同年十月，慈禧五十壽辰，他又出資隨班祝賀，朝命依原官降二級，賞給職銜。光緒十九年(1893年)死。

與朝廷懾於列強威嚇，准備妥協相反，左宗棠以大無畏的氣概正在積極備戰，鋒指伊犁，以兵威解決問題。

伊犁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左宗棠所擬三路布防是可取的。就西路來說，劉錦棠認為，從烏什繞赴伊犁，從前雖有捷徑，可現被俄控制，而由喀什噶爾取道烏什前往行20余站，“相距鸞遠，難於兼顧”﹔若從喀什噶爾西出鐵列克，“分隊涉歷俄境遠圖進取，就現在兵力，實屬有所未逮”。但是，他說：“將來天山北路—有舉動，或須抽撥隊伍分屯喀什噶爾外卡，以張深入俄境之勢，自應遵照左宗棠原奏妥慎辦理。”此外，劉錦棠根據烏什、冰嶺道路險阻，向左宗棠建議“取道喀喇沙爾，仍繞由精河進兵。”就北、中、西三路比較而言，北路由精河西進，比中、西兩路翻越天山冰嶺要稍好一點。

可是，左宗棠認為，北路的兵力雖非單薄，但是“勇怯雜糅”，很難全都依仗他們，因而仍把重點放在中、西兩路，並向劉錦棠分析和強調三路進兵之意圖。

首先，俄國近年來因英德助法奧之事，“方務於西，又肇舋於東，似亦難逞其毒”﹔“伊犁各部苦其征斂橫暴，頗有急盼大兵之意”。昨據金順信說：“伊犁俄官又有催征本年錢糧之說，如此則各部之解體更可知矣!”在此有利形勢下，“整軍經武，慎以圖之，取回伊犁”，“機與勢固有可乘”。

其次，三路進兵初意是為了出奇制勝，如今知道烏什、冰嶺一路實不可行，自應即作罷論。但當年那彥成、德英阿往來換防就走此冰嶺捷徑。今由此“以指伊犁，似於局勢尚無不合”。由此路進兵，則聲威甚盛，合力並規，當操勝算﹔倘此路難避冰嶺之險，而轉運仍難暢達，則可屯兵北界，以張深入俄境之勢，使俄不敢以大隊進援伊犁。這樣仍然是三路進兵之勢，亦可收三路進兵之果。

再次是出師時間和採取的政策。他說：“師期必在伊犁收獲之后，可免運饋之勞。”俄兵限期回國后，維、回各族群眾或入關安插，或仍在本地“為王民”。並要廢除俄人苛征重稅。如此，“似亦可相安無事”。

左宗棠最為耽心的是清廷能否堅定信心，“力持正論”。因而他特地將劉錦棠和張曜的信抄送總理衙門，正希望他們堅定決心！

他在給金順的信裡，對談與戰的前景作了估計。他說：

曾侯出使，目睹前車覆轍，自不敢復蹈前愆。如俄知降心相從，不敢堅持異說，則局勢或猶可以舌辯為功﹔若仍狡執前說，勢必至於用兵。

為了使清政府不致為浮言所動搖，他在上總理衙門書裡再次強調曾紀澤使俄議和時不能忘戰的重要性。他說，在“俄情雖極叵測，然理勢兩诎，無可藉口”的情況下，“劼剛（曾紀澤）出使，目擊前轍，自當恪遵成命與之相持”，決不能輕諾俄方貪得無饜之求。沙俄“反復靡常，較泰西島族尤為狡詐”。所以即使“此次成議而返，邊防終難解嚴，必將決勝武力，乃有歸束”。

在這裡，左宗棠已清醒地看到，不決勝武力，不拿出決勝武力的堅定決心與實際部署，是難以索回伊犁的。

作者簡介

陳明福，1937年8月生，浙江寧波人。原海軍大連政治學院專業技術四級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員，遼寧傳記文學學會理事，大連市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在61年黨齡時榮獲“光榮在黨五十年”獎章

已出版專著、作品36部，逾1200萬字，還有多部待出。已出版的有《“重慶”艦舉義紀實》《海疆英魂》等四部中華名艦系列，《杞憂集》等三本雜文，《朱可夫兵法》等兩部軍事謀略論著，《古今海戰》等七本海洋科普讀物，《古今海戰》獲第五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滄桑旅順口》等五部紀實文學，《晚清名將左宗棠全傳》《蘇東坡大傳》等六部人物傳記。2013年6月，《晚清名將左宗棠全傳》獲五年一評的第四屆中國優秀傳記文學作品獎。頒獎詞曰：“古稀之年的陳明福，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充沛的激情，歷時六載，尋著晚清名將、中興名臣左宗棠的足跡遍訪關內塞外、天山南北、萬裡海疆，查閱搜集了數千萬字的史料和不少趣聞軼事。作品氣勢恢弘，文筆流暢，敘事生動，成功塑造了左宗棠鮮明的人物性格，展現了這位民族英雄傳奇的人生歷程，填補了百余年來在左宗棠傳記寫作中的缺憾和不足，並對有關左宗棠的種種爭議，亦力求給予客觀公允的評價。”2012年被評選為大連市文藝界“十位有影響的人物”。2018年8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了徐錦庚著的40萬字長篇報告文學《大器晚成》，《人民日報》9月7日副刊發表《以沉雄之筆寫崢嶸歲月》1700字的評論文章，《浙江日報》也發了張宏圖的評論。《現代金報》發表張登貴《一部書，兩個人》的評述，《寧波日報》《衢州日報》等轉載。結語是：中國，太需要這樣有品格的知識分子了！ 

來源：東岳客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