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畏左帥動武才吐出口中之肉

沙俄偷襲侵佔伊犁之事，遠在北京的清政府絲毫不知。直到1871年9月1日，俄駐京公使才通知清政府：俄國已於7月4日佔領伊犁，“請定如何辦法”，還假惺惺地聲稱“本國願將所得地面交還貴國”，並催清朝派員前往接收。由此引起中俄關於交還伊犁的十年交涉。

沙俄在侵佔伊犁前就斷言：清王朝已不可能恢復在新疆的統治。當沙俄佔領軍控制伊犁后，就向當地人民宣布，沙俄將永遠佔有伊犁。沙俄官員口口聲聲說的“將伊犁交還中國”完全是掩人耳目的謊言。當清政府按照俄方照會之意派員赴俄談判交接事宜時，俄方要清軍必須將關內外肅清，收復瑪納斯、烏魯木齊城之后，才能談判交收伊犁。因俄方認為清軍決然辦不到這些，才開出了“空頭支票”。但清政府認為伊犁是中國領土，“中國有人經理，庶俄人無所籍口，籍杜詭謀”，遂令伊犁將軍榮全自臨駐地科布多“前往談判接收伊犁”。

榮全身后無重兵支持，形單影隻，肩負使命異常艱苦。他是1871年10月17日從烏裡雅蘇台動身的，隻帶一百多名士兵，路上逶迤了三個多月，於次年的1月20日到達塔爾巴哈台與俄方聯系。

俄方完全沒有想到，清政府真的派官員來談判伊犁問題，便百般刁難，不讓榮全到達伊犁去，而要他赴沙俄的那旦木克議事，但不告訴此地在何處。后又將地點改在沙俄的阿亞古斯，完全是耍弄他。接著總理衙門與沙俄駐華公使在北京多次交涉，因俄方的無理要挾，半年又過去了，毫無進展。

清軍迅速收復新疆的形勢大大出乎俄國的預料，迫使他們重新考慮伊犁問題。1879年3月，由沙皇主持召開的御前特別會議上作出決定：在獲得中國方面在通商、賠償損失和調整天山以北的邊界等方面作出讓步后，可以交還伊犁。

於是，就有了如前所述：中方談判首席代表崇厚一行在彼得堡與俄方正式談判一事。1880年月2日，清廷正式拒絕批准《裡瓦吉亞條約》，即《中俄條約十八條》，將喪權辱國的崇厚定為“斬監候”死罪。

伊犁將軍府內的石獅與兩棵左公槐

1880年8月28日，中俄關於交還伊犁的談判又在彼得堡舉行。中方派出使沙俄的欽差大臣曾紀澤為首席代表。

曾紀澤深知他所擔負的是一次艱巨的外交使命，但為了祖國領土的完整，他決心“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把沙俄佔領的土地索回來。曾紀澤面臨的談判對手是沙俄外交大臣吉爾斯、駐華公使布策、外交部重要官員熱梅尼等狡詐狠毒的外交老手。曾紀澤與他們反復辯論，“凡數十萬言”，唇槍舌劍，進行了激烈的交鋒。

1880年8月4日，曾紀澤初到沙俄外交部，商談遞交國書日期。吉爾斯“面冷詞橫”，一開始就預示恫嚇，擺出一副拒絕談判的架勢，他竟宣稱：“現在隻候照行，無可商議。”

曾紀澤針對他的謬論，說道：“凡各國訂約，必俟兩國批准方能施行，如所訂之約對難行之處，例可再議。”將其狂言頂了回去。

從8月到10月這段時間內，沙俄在談判地點和中方代表資格等問題上多方刁難，曾紀澤都以不卑不亢的態度，從容應付，據理申辯，常常使吉爾斯等人理屈詞窮。在談判中，雙方的斗爭焦點集中在割地不割地的問題上。沙俄力求保住《裡瓦幾亞條約》的既得利益，曾紀澤則堅持要將特克斯河流域一帶地方歸還中國。由於意見分歧，談判數次陷入僵局。熱梅尼主張對清政府“用大炮口去提出要求”，“不能僅限於舉起拳頭，而且要堅決准備使用它”，“他們隻有在手槍放在咽喉上的時候才會同意”。

曾紀澤吸取崇厚被愚弄的教訓，鎮定沉著，與沙俄外交官員的這種無恥伎倆進行了嚴肅的斗爭，表現出他不畏強暴的勇敢精神。

在曾紀澤等中方代表的堅持下，熱梅尼在給吉爾斯的報告中，無可奈何地承認：“我們的示威沒有使他們害怕。”

曾紀澤在談判桌上的底氣與“硬度”與左宗棠積極主戰、備戰密切相關的。這才是促使沙俄改約、扭轉曾紀澤在談判桌上不利局面的重要原因。有人說：“弱國無外交。”這話很有道理，歷史的教訓是：對付侵略者，沒有軍威作后盾，再好的外交家都是難以成功的。左宗棠認為，“邦交之道，論理而亦論勢”，“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陣戰堅韌而求勝”。他反對“武事不盡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的做法，更不能容忍“捐棄要地，饜其所欲”的賣國行徑。從而形成了他敢於抵制列強藉端要挾的外交觀。

在會談桌上，一個俄國大員不經意說漏了一句話：“你們老是固執己見，在西邊調兵遣將，左大帥還抬著口棺材到哈密，要與我們拼命似的。我們俄國人並不想與你們兵戎相見。”

“打不打由你們皇上決定，但現實是在積極作准備，你們還說要出兵遼東灣哩！”曾紀澤說。

“那是因為你們有真想打仗的樣子。你們不打仗，重兵包圍伊犁作什麼？”那位大員又說。

俄國人要摸的底沒摸到，中國有了“俄國人怕左宗棠”的底。

清廷對左宗棠雖然表面上也有備戰的諭旨，但在骨子裡是想求和。

在此之前，朝廷怕左宗棠對俄用兵，急調其入京，這一點，左宗棠心裡是清楚的。無奈聖旨已下，左宗棠隻得啟行。他在途中寫的家書稱“我之此行，本不得已”。他回京時隨帶了王德榜、王詩正的兩支部隊，部署在張家口一帶，以防俄軍從東北方向虛張聲勢。

左宗棠奉召入京的消息傳到俄國，沙皇政府弄不清中方的真實意圖，還以為中國“有動兵之意”，感到左宗棠的“軍威逼人”，害怕同他作戰。於是一面找曾紀澤探聽﹔一面加快簽約進程，“務須及早定議，免生枝節”。

吐出到口的即將下咽的肥肉是極不情願的。在無奈之下，俄政府作出了局部“讓步”，同意修改原訂的條約，交還特克斯河谷約2萬多平方公裡的土地和通往南疆的穆扎素爾山口﹔但仍割佔霍爾果斯河以西1萬余平方公裡的土地。設領事的地點也減為嘉峪關和吐魯番兩處，但“賠款”由500萬盧布增到900萬，而且還保留了一些商業特權。

改訂的條約仍然是一項不平等條約，明明是俄國侵佔中國領土﹔交還是理所當然的事，卻要索取賠款割佔一部分土地，真是豈有此理!但是新約和舊約相比，總算收回了一些權益﹔在中國近代史上，這算是一次差強人意的外交“勝利”。

這次外交上的“勝利”，曾紀澤的功勞不可泯滅，左宗棠的實力后盾更起了重要作用。當曾紀澤和俄國政府談判時，俄國人經常打聽左宗棠和西征軍的動態。

伊犁地區的著名惠遠城

左宗棠於光緒六年（1880年）十月十二日離開哈密。那次應召進京，對曾紀澤在俄談判產生了重要影響。俄國以為左宗棠入京，中國“有動兵之意”﹔俄方首席談判代表、代理外交大臣吉爾斯在1880年12月11日詢問曾紀澤：“我風聞左宗棠現在進京，恐欲唆使構兵，不知確否?”

俄方不了解真相，俄方首席代表、代理外交大臣格爾斯於十一月初十日會見曾紀澤，急急忙忙向他打聽，問他：“聽說左宗棠現在已進京，恐怕會挑起戰事，不知確否?”

曾紀澤回答說：“這是謠言。”他確實還沒有聽到這項消息。

格爾斯接著假惺惺地說：“中俄兩國和好二百余年，若為不值一提的小事就打起來，實在是不合情理的。”

他們在談判中仍然佔了便宜，擔心清政府會變卦，也暴露了不願打仗的心態。

曾紀澤是“熟習世界政治”而又有才干的愛國外交人員，當俄國以打仗來索取土地進行威脅時，他在左宗棠等人的支持下給予了針鋒相對的回答：

中國不願有打仗之事，但為了領土主權之事，中國百姓未必不願與俄一戰。中國人堅忍耐勞，縱使—戰未必取勝，然中國地方廣大，雖數十年亦能支持，想貴國不能無損。

又過了一月余，曾紀澤得到清政府對條約內容同意的諭旨，就約見俄方代表公使布策，告知這項消息。布策很高興，表示放了心，他說：“前接從北京的來信說，左中堂將進京，似乎有請中國動兵之意，本國深不放心。今天聽貴爵所告的消息，我才放心了。”

俄使回去向沙皇匯報，沙皇深感不安，隔了兩天，格爾斯奉命來見曾紀澤說：“上次我和你談過，這次是奉本國皇帝之命，皇帝陛下聽說左相奉召入京，很不放心，我們兩國務須及早簽約，免生枝節。”

曾紀澤仍回答他：“左相並無進京之信。”又安撫他說：“左相是中國大臣，老成重望，是明白大體的人。此次條約既是兩國意見相洽，左相也必會喜歡。”他“請格大臣轉奏貴國皇帝，但請放心，……我所受者，系本國皇帝電旨，皇帝令我應允簽約，誰敢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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