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只有了解一座城市的昨天，才能更加明晰这座城市的未来。济南，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曾洒落文明的圣火，也曾镌刻文脉的传承。为更好地讲好济南故事，擦亮“文化济南”品牌，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济南广播电视台天下泉城新闻客户端联合推出“文化济南”专栏“读城”，从历史与人文的角度，探寻名城济南的密码，记叙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与大家像读书一样一起阅读济南城。

如果从空中俯瞰，位于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的城子崖博物馆就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鸟，羽翼的西侧便是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

旁边的102省道上，车辆呼啸而过，让人很难联想起在这平静的外表下，曾发生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人们也很难想象正是在这里，盛行一时的“中华文化西来说”谬论开始坍塌。

中华文化自西而来？

龙山文化的发现实属偶然，1928年春，年轻的考古学者吴金鼎在去往东平陵城做考古调查的途中，不经意的一瞥，发现了此地有远古遗存，这位27岁的年轻人就此揭开了城子崖遗址发掘的序幕。

然而，城子崖遗址的发掘除了吴金鼎的慧眼如炬，还与一个人的坚定支持密切相关，此人便是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一位山东老乡。

史语所成立伊始便发掘了举世瞩目的河南安阳殷墟。然而，1930年，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发生了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史语所考古组同仁不得不中断殷墟发掘工作撤出河南。在思考“向何处去”的问题时，吴金鼎此前的发现进入了史语所考古组的视野。

傅斯年谈到他与城子崖考古的关系时，这位山东老乡一点也不避讳：“我与这件工作之关系，半在内而半在外。虽然我十多年来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系，而向山东去考古，也多少因为我是山东人才作了‘向导’。”这直接推动了史语所对城子崖的两次发掘。

这背后固然有傅斯年的部分家乡情怀，但是他的内心想法，却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史语所成立初期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华文化西来说”甚嚣尘上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之中，安特生的影响巨大。1914年，瑞典地质学者、考古学家安特生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探索之路。1928年，他首先揭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序幕。1921年10月，他又主持发掘了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确立了中国第一个史前文化仰韶文化，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仰韶文化的发现第一次宣告了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证实了中国在夏商周等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谬论。然而，在对“早期中国人文化”来源的认识上，安特生仍然未能突破自身局限，他仍然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引向了西方。

随后，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又用数年的时间在我国的陕、甘、豫西等进行了更加广泛的考古调查，并陆续发现了与仰韶文化相类似的多处彩陶文化遗存，也使得他“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观点进一步强化，这也成为西方学术界对“中华文化起源”错误认识的一个缩影。

面对这种愈演愈烈的偏见，当时的知识分子虽然有种种不满，但是却苦于拿不出实实在在的证据，去“打”西方史界的“脸”。

不经意一瞥换来的惊喜

偶然一瞥，让吴金鼎在1928年的春天十分激动，在后来的记述中，吴金鼎写道，“崖上之灰土包含层极为显著，中含陶片石块及贝骨等物，颇与吾人所常见者不同。”

此后，他又先后四次来到城子崖进行考察并最终认定，此处遗址包含层蕴含着“重大意义”。这很快引起了史语所的重视，1930年11月，在傅斯年的推动下，史语所与山东地方正式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并正式向城子崖进发。

史料记载，在研究会成立的发布会上，史语所考古组组长，同时也是吴金鼎老师的李济表示，“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择一个若明若昧的时期作一个起发点；由殷墟上溯必有一个发达的石器时代，要是我们能够如此一步一步的追寻出来中国早期文化递嬗的痕迹，当然也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我们认定凡出石器的遗址都可以供给我们研究这期历史的材料；城子崖既出有石器的遗存，就是我们选择城子崖发掘的第一个理由。”

另外一个理由是，中国境内此前出土的彩陶被认为“与中亚小亚细亚以及东欧所出的均有若干相似处”，从而被视作“中华文化西来说”的一大证据。而李济认为，这些彩陶文化遗址只在中国西部与北部，而东北部的大平原尚无发现。那么“中国内地东北大平原是否也有个石器时代？要有的话是否也有带彩的陶器？城子崖的地点居这东北大平原的中心点，它不但出了石器并且出了与西部、北部石器时代遗址完全不同样的贵重陶器。”

1930-1931年，山东古迹研究会对城子崖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成果最终证实了吴金鼎的推测。

据了解，两次的发掘面积共计15648平方米，从发掘情况看，文化层堆积很厚，按层位分为上下两层。上文化层出土陶器以灰陶为主，所以发掘者将上层称作“灰陶文化期”。

而下文化层，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出土陶器以黑陶为主，其次为灰陶、红陶、白陶诸色，因此发掘者将下文化层称为“黑陶文化期”。在这其中，油黑发亮的磨光黑陶最为引人注目，尤其是蛋壳陶杯更是让人赞叹，“薄如纸、硬如瓷、声如磬、亮如漆”的高超制作工艺，远超人们的想象。

下文化层的出土器物表明，城子崖的文化遗存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距今六、七千年的以红陶、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遗存迥然不同。它是仰韶文化之后，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个重大发现。因城子崖地处历城县龙山镇（今章丘区龙山街道），所以城子崖下文化层的文化遗存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力证“中华文化自成体系”

城子崖遗址，是中国学者发现、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是中国国家学术机关独自发掘的、未经前人染指的第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发掘后于1934年出版的田野考古专刊《城子崖》，被列“中国考古报告集首卷”，是中国第一部考古报告集。

更重要的是，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动摇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错误观点，使关于“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发生了重大转折。

然而，“在城子崖黑陶期文化城发现以后的近半个世纪，再未发现龙山文化城，直到1977年以后至80年代中期，才在河南、山东先后发现了王城岗、平粮台、边线王等数座龙山城，但面积都远远小于城子崖遗址，而且城垣建筑技术也较原始，考古界因对城子崖黑陶文化期城是否是龙山文化城，都持谨慎态度。”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确立的岳石文化为龙山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1989年年初，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对城子崖遗址进行钻探试掘。随后在1989年6月进行了普探，1990年春至1992年夏进行了复探与试掘，最终查明了城子崖遗址是“三城叠压”：下层为原始社会晚期东夷人创建的龙山文化城，中层是夏代的岳石文化城，而上层则是周代古谭国的国都。

而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这表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通过繁多而精美的器物，人们似乎可以看见如今的空荡之下，几千年前，同一片土地之上的熙熙攘攘。

城子崖遗址，以及随后陆续发现并得到确认的黄河及长江流域多处史前文化遗存，以无可争辩的考古资料证明了:中国文化是在中国本土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的先民是在与西方高加索人种相对隔离的情况下，独立地创造和发展了中国古文化的。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是具有自身特色的东方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岁月，独立地、连续地由氏族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并进入国家。

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著名考古专家张学海曾撰文写道，“（城子崖遗址）城内遗存丰富，陶器精美雄伟，明显高于一般龙山遗址，并普遍存在，占卜在流行，证明它是一个人口众多的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座原始城市，它和群内大批小聚落形成鲜明的城乡分离格局，表明以城子崖为中心的群体的社会，已超越原始社会而处于文明时代，城子崖聚落群是个龙山文化古国，国都就是城子崖龙山城。”“以龙山文化的发现、发祥地山东为中心的中国东部地区，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众多发祥地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姜富海）

来源：天下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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