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厚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丧失伊犁

左宗棠首攻乌鲁木齐，是为收回伊犁创造必要的前提。继则“急规南八城，缓置伊犁”，以全力驱逐阿古柏侵略，为收回伊犁创造了—个更为有利的条件。收复喀什噶尔，取得了反对阿古柏侵略的最终胜利后，他就把收回伊犁作为西征的主题，并预言“伊犁收回之期必不远矣。”1876年（光绪二年）11月，清政府同意凡与俄人交涉新疆事宜，均先知照左宗棠酌度并由其主持办理后，左宗棠主动承担了以收回伊犁为中心的对俄交涉。

但是后来，由于文祥去世，由左宗棠对俄交涉新疆事宜的大权却旁落他人了！《清史稿·文祥传》写道：“当新疆军事渐定，与俄国议交还伊犁，大学士左宗棠引以自任，文祥力主之，奏请专任。文祥既殁后，乃遣侍郎崇厚赴俄国，为所迫胁，擅允条款，朝论哗然。”

1878年7月20日(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根据军机大臣沈桂芬的荐举，派吏部右侍郎、署理盛京将军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收回伊犁的交涉由左宗棠专任改为崇厚赴俄办理。于是，局势也迅速地复杂与恶化起来。

崇厚（1826—1893），字地山，姓完颜氏，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三年（1853）任总兵，随胜保攻打太平军。又历任直隶通永道、永定河道。八年（1858），为防御英、法两国入侵天津，协助僧格林沁筹划海防，迁直隶盐运使。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外交机构，由恭亲王奕訢任总理大臣。崇厚出任第一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力理纷至沓来的通商交涉。

左宗棠在上总理衙门书中，希望崇厚去俄要把握要领，“刚柔之间最宜斟酌，过刚，故虑做不到，过柔，亦恐了不了。”要崇厚坚持原则，能谈就谈，谈不成就弭节言旋，确实是一种有民族气节的可贵主张。

朝野对派遣崇厚使俄，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立意见。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尤其不赞成给予崇厚过高的职衔，并对经海路而往也提出了异议。他曾当面对崇厚直言：“地山兄，你是个老跟洋人打交道的，你这次出马，可要舌战群儒，奏凯而归呀。”崇厚自负且得意地说：“努力不负众望而已。”“对俄国人可得刚劲一点，有大国风，不能又搞什么曲全邻好哦。”张佩纶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崇厚不敢大声回答张佩纶的话，只是凑近去向张佩纶耳语说：“不行啊，少荃（李鸿章字）大人交待我了。”“他说什么？”“只能谈好，不能谈崩了。”

“嗨，跟俄国人谈，谈的又是收回伊犁，你不先听听左宗棠的意见行吗？”

“他的意见在这份长疏中都有了，有什么必要去见他呢？”

“这也是个战场，你请教一下他，心里就扎实多了。”

“好，我把你的意见去告诉少荃大人吧。”崇厚与其他的“唯李派”一样，主意是李鸿章拿的。崇厚果然去请示李鸿章，李认为没有必要为见左而绕陆路走，两个月还到不了。而且把火药味带到谈判桌上去，就是谈崩的前兆。左宗棠有的是火药味，还不如不去。

崇厚暗自窃喜，李的话正中他的下怀。因为从陆路走，苦况令他不寒而栗，谁去遭这个罪？听说海船挺大且豪华。而从海上走，可以摆一下钦差的大架子。

崇厚一行路经法、德两国，一踏进俄国国门，便受到隆重而优厚的款待。1878年12月31日抵圣彼得堡，三天后即与俄国外务大臣格尔斯会晤，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呈递国书，尔后即与格尔斯进行谈判。又同外交部首席顾问势梅尼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往返折冲。

俄国人对他的款待是精心安排的迷魂汤。他们“阳为好语”，“阴则恫吓”。崇厚身陷异国，头脑里装的不是西太后的嘱咐，更不是左宗棠的奏疏，而是李鸿章的一句话在支配自己的思想——只要能收回伊犁，其它一切都好商量。

在持续半年多的数十次谈判中，昏庸的崇厚完全失去了警惕，丢弃了原则，迷惘于俄方代表的诱骗，甚至还向清政府美化沙俄这个侵略成性者对中国“无图利之心”。晕头转向的崇厚对俄方提出的一系列苛刻条件无动于衷，坦然承诺：一、商务，三条：开放西边让俄人自由通商，由俄方设领事馆；二、界务，也是三条：伊犁西南均予重新划定，塔尔巴哈台界往东移出一大块，未定界重新划清；三、赔款，代管伊犁要交一大笔钱，等等。

1879年（光绪五年）10月2日，崇厚便在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半岛里瓦吉亚擅自同格尔斯签订了《里瓦吉亚条约》（又名《中俄条约十八条》）。崇厚没有“乐不思蜀”，这一点比刘禅强。在外国时间长了，也想舒适而温馨的家，特别是想娇媚多情的宠妾。10月11日匆匆起程返华，留参赞邵友濂替他办理各种未了事宜。

《里瓦吉亚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卖国条约。俄方将具体条约草案寄到北京时，又加码升级得更不像话了。条约规定沙俄将伊犁九城一带交还中国，而中国自动放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特克斯河流域及沟通天山南北的穆素尔山口；在喀什噶尔地区和塔城地区中国领土主权再次受到损害。另外，通商、赔款、设领都包含着许多苛刻的条款，无视一个主权国家最起码的尊严。俄国正是利用崇厚的昏庸和急于求成，胁迫崇厚出让他们想得到的大片领土和多项国家权益。

条款送来，两宫太后及朝臣们看了大惊失色，举国大哗，一致感到事态严重，纷纷上奏朝廷指出它的危害。

1879年7月（光绪五年五月）以后，左宗棠从总理衙门那里得知崇厚步步退让，极为不满。他在给刘锦棠信中说：崇厚“胸无定见，未免许之太易，不知若辈得寸思尺，不宜一味用柔，致启论端也！”并说：“布策辈所忌者，湘军耳！然亦何能为。我行我法，其如我何?”在给谭钟麟信里亦说：崇厚“以柔道牵之，有求必应，不知已堕其度内！”关于交还伊犁，他认为：

“须交还全境，不独全境以内不容侵占留住，即境外亦宜多留隙地，此自一定之局。”随着沙俄侵略的加深和更加暴露，左宗棠关于归还伊犁的具体主张更加明确完整，而且思想境界亦随之提高。这表现在：他已从一年多前的“确守成约”走向部分地推翻成约，“似非将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其胆识和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高出于时人之上。

9日26日，左宗棠上奏清廷，陈述崇厚所议务款绝对不能允准，揭露沙俄对归还伊犁不讲信义，出尔反尔，必须以武力收复为立足点，进行大军出征准备。

左宗棠在新疆艰苦用兵，赢来军威大振；崇厚身负重任俄京之行，招来丧权辱国。北京城里一夜之间舆论哗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在街上骂娘的，向朝廷请命的，一片讨伐之声。崇文门外，东单街口到处是挥舞的旗子，声声是怒斥的口号：

“崇厚误国，罪该万死！”

“废除丧权辱国条约，还我失地！”

“我们有左恪靖军，不怕老毛子逞强！”

“出兵，出兵！打他妈的俄国佬！”

……

各大报纸连篇累牍登的是反对卖国条约，条约无效，重开谈判。

群情激愤，形势严重。两宫不敢批准如此窝囊的条款。可是，既然双方全权代表都签了字，不批准岂不是贻人以口实么？引发兵衅将是不可避免。

崇厚回京，路过保定，第一个要去面见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认为，无论如何，伊犁要回来了，面子上可说顾住了。没有谈崩，没有兵戎相见，就算是功德圆满。于是把这个兄弟相称的旗人大员接入室内密谈。崇厚从头至尾把彼得堡之行叙述一通，说他签了字也是为了不想引燃战火，听说京人对他无情诟骂，颇有些委屈。

“唉，为国担代，不计功过，骂就骂吧，我会替你说话的。”李鸿章安抚着这个在喊打声中有如丧家之犬的大臣。

“我怕去见陛下，听说北京城里怒火万丈呀。”

“你也太全权、太便宜行事了，事情弄成这样，两宫面前我虽可替你说句话，但是群众激愤，不大好办呀。”

“少荃兄，如今我只能靠你这条太平船闯过这千重浪了。”

“就看左宗棠放不放过你了。”李鸿章叹口气说。

作者简介

陈明福，1937年8月生，浙江宁波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辽宁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大连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已出版36部作品，包括《“重庆”舰举义纪实》《海疆英魂》等4部中华名舰系列、《沧桑旅顺口》等5部纪实文学、《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苏东坡大传》等6部人物传记、《杞忧集》等3部杂文集、《朱可夫兵法》等2部军事谋略论著、《古今海战》等7部海洋科普读物等，逾1200万字，还有多部待出。《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获第四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古今海战》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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