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先北后南，缓进急战”战略方针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为了“决胜于千里之外”，极为重视在帷幄之中的精心运筹。正如诸葛亮所说：“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计算利害，是军事根本，深计运虑，所以不穷。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对军事战略有很深造诣的左宗棠深谙此道。

左宗棠在筹办西征军、饷、粮、运时，就积极筹商向新疆进军事宜。1875年（光绪元年）夏，左宗棠在兰州陕甘总督署内，召集有老湘军分统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商讨复疆战略与进军办法。

军事会议上，将领们研究并赞同左宗棠制定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与军事部署。

这是胸有大略的左宗棠，深刻研究新疆地舆、敌我形势，经过深思熟虑后制定的战略方针，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天山横亘东西，将新疆分为南、北两部。根据军事地理形势，新疆南、北两部，各有八城。因北八城广，而南八城狭，地势北高南低。早年龚自珍因此说：“北可以制南，而南不可以制北。”

俄国侵占的伊犁，在天山北路西端。去伊犁还要经过阿古柏侵占的乌鲁木齐。阿古柏除侵占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地区外，还侵占了天山南路吐鲁番以西地区。面对俄、阿两个敌人，又分在天山南北两路，西征军先打谁？从何处入手呢？

还在1873年1月，左宗棠在上总理衙门书中，就明确提出了先北后南，首攻乌鲁木齐的战略方针。他说：

“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

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先定回部，先克乌城，这两着棋至关重要。即使不立即索取伊犁，也得到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为此，从选择打击敌人的对象来看，左宗棠虽然把沙俄侵略与收复伊犁，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但又不把兵力首先指向俄国，直接去收复伊犁，而是先讨伐阿古柏，首攻乌鲁木齐。这样做，既避免了一个拳头同时指向两个敌人，造成兵力分散的缺点；又是从俄、阿比较中先打弱敌，再图进取。左宗棠认为：阿古柏虽然能以诈力制其众，又从印度多购西洋枪炮，势益猖獗，“然不敢显然与俄罗斯较量，是俄之强可知”。只有择弱先打，容易奏效，达到先剪羽翼，杜其狡谋的目的。何况，俄国曾有“俟关内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作为其拒不归还伊犁的搪塞之词。西征军首先收复乌鲁木齐，不仅在政治上是对俄借阿古柏盘踞乌鲁木齐而推诿归还伊犁的沉重打击，也是为收复伊犁扫清前进道路的重大障碍。

从阿古柏侵占天山南、北两路来看，左宗棠不从南路，先收吐鲁番，而是先从北路首攻乌鲁木齐，是将它作为讨伐阿古柏的重要的突破口。

因为，当时阿古柏的兵力约6万人，除以其长子伯克胡里率重兵驻守喀什噶尔外，派驻前沿阵地的兵力达45000多人。乌鲁木齐虽是他的一个重要防区，但自己的人马不多。阿古柏侵占乌鲁木齐，兼并妥明后，“尽夺其遗资，搜括汉回民人金帛，转输南路，实其窟穴，而驱其丁壮踞守乌垣以为屏蔽”。白彦虎由陕甘逃来，“自知势力不敌安集延，思藉为声援以自固，凡帕夏所欲不敢违也”。这时，他更“剃发易服，窃附于安集延，故绐（欺哄）死党与土回坚拒官军，自观成败，伺间脱走”，因此缺乏战斗力。

阿古柏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一线。吐鲁番有步兵5000人，骑兵3500人，本地回族兵员1万人，各种型号的炮20门。阿古柏派得力亲信艾克木汗驻守。

达坂城地居天山南北要冲，阿古柏在这里加修城堡，除原有配备枪炮的900人外，又增派骑兵5000人和大炮2门。托克逊是吐鲁番和达坂城的支撑点，有骑兵4000人，步兵2000人，后膛炮5门。阿古柏除派次子海古拉驻守托克逊外，自己坐镇的库尔勒，有骑兵4000人，步兵2000人，后膛炮5门。

这种形势，正如左宗棠根据探报所作的分析：“南路贼势，守吐鲁番者拒哈密官军，守达坂城者拒乌垣官军，皆以护托克逊坚巢也。而达坂、托克逊尤悍贼麇聚之区，贼骑皆多至数千，守御甚固。”这说明，阿古柏在这些地区的兵力是南比北强。

与此相反，对西征军说来，北疆地广土沃，泉甘物阜。清军控制的古城、巴里坤是粮食储运和采购的基地。而且，在阿古柏侵占的乌鲁木齐地区，一直有徐学功等民团活动。这些民团，如徐学功虽一度站在阿古柏—边，但很快与妥明、马明等联合反抗阿古柏，是西征军的得力助手。而南疆，虽然有哈密可以作为前进的支运点，可由哈密到吐鲁番有1300余里，不仅路远难行，中间无屯驻大量军队的地方，而且，反阿古柏力量不如北疆那样活跃。因此，西征军先由北路首攻乌鲁木齐，比先由南路攻吐鲁番，是更为有利一些。

再是，乌鲁木齐既是北疆重镇，又可成为是全疆的中心。西征军首攻乌鲁木齐，不仅比先攻吐鲁番容易旗开得胜，而且决定北疆胜负时也将震撼南疆，左宗棠说：“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垣等处，而后加兵南路。当北路进兵时，安集延或悉其丑类，与白彦虎合势死拒，当有数大恶仗。如天之福，事机顺利，白逆歼除，安集延之悍贼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勘定新疆记》卷2）他在给张曜的信里亦说：

“此次进兵，先北路而后南路。如大军攻剿古牧地、乌垣、红庙一带，帕夏敢赴北路之援，官军猛打数仗，自可挫其凶锋，将来下兵南路，声威已张，或易着手。”

同时，他从全局和长远考虑，需要将乌鲁木齐作为驻军和军储基地。他说：“此次兵由北路而进，一在扼其纷窜，以省防兵；—在下兵南路，防其牵缀。”如果不克乌鲁木齐，无驻军之所，贼如纷窜，无以制之，不仅陕甘之忧，即燕晋、内外蒙古将无息肩之日。即使时局是四海宴安，军储赡裕，亦难断为持久之计！不仅如此，左宗棠在给刘锦棠信里还说：

“将来南路底定，伊犁收回，并可以实边圉，为不拔之基，不比南人不肯轻弃乡土也若辈不肯回故土，盖畏向日仇怨也。区区意念，不遽告人，惟高明自能鉴之。”

这—切说明：先北后南，首攻乌鲁木齐，是切合实际，考虑周全，具有远见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为什么必须“缓进急战”呢？“缓进”，就是不急急忙忙进军，事先要作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充分准备。兵、饷、粮、运都要有周密的筹划；要有一支强大的前线部队，稳固的后方，和源源不绝的运兵、运粮的通道。对敌人的情况要了如指掌，兵法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有正确的进兵路线、打击对象和长远的战略目标。每一战役则要求速战速决，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将敌歼灭。如果拖延时间，旷日持久，这在运输线达数千公里的新疆，对作战极为不利。

“急战”，是受人欢迎的，因为谁都想早一点取得胜利；但“缓进”是为“急战”作必要的准备，却不易为人理解，甚至受到非议。不要说一般官兵，连朝廷也对“缓进”颇为心急，常来责备，什么“按兵不动”“拥兵自重”等帽子会纷纷飞来。在西征军内部，意见也不是一致的。有的将领在准备未成熟时，就要求进军，有些人则畏葸不前。左宗棠在上下内外的压力下，谨慎而积极地备战。在用兵前夕，更须反复考虑敌我力量、地理形势和作战方针，绞尽脑汁，真是古人所云：“每一发兵，须发为白。”作为大军统帅，远在边塞，缺饷缺粮，运输艰难，战线漫长，气象恶劣，不要说作战，军心也难维持，那真是够苦的了。

1875年年底，左宗棠又召刘锦棠到兰州，将严防阿古柏和白彦虎窜扰乌鲁木齐、吐鲁番后路方案，“备细告知，并以地图指示”。随即将出关各营“齐集凉州，日加训练”，让刘锦棠所部各营于1876年2月 22日(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二日)起分四批由凉州开到肃州待命。

作者简介

陈明福，1937年8月生，浙江宁波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辽宁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大连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已出版36部作品，包括《“重庆”舰举义纪实》《海疆英魂》等4部中华名舰系列、《沧桑旅顺口》等5部纪实文学、《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苏东坡大传》等6部人物传记、《杞忧集》等3部杂文集、《朱可夫兵法》等2部军事谋略论著、《古今海战》等7部海洋科普读物等，逾1200万字，还有多部待出。《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获第四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古今海战》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