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书皇命急如星火催左宗棠西行

沈葆桢在左宗棠的劝说与“激将”下，终于以国家利益为重，接手经办福州船政局，就是为了继承舅父和岳父的夙愿和遗志。

接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

几天之后，船厂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交接典礼，也成了全福州人的庆祝节日。厂房的大坪里站满了人，四周篱墙外面，山坡、土堆上，也全是人，左宗棠由沈葆桢陪着来到大坪的中心点。机器声隆隆地轰鸣，厂里厂外工人民众的欢呼声、锣鼓声与欢声笑语响成一片。左宗棠为了突显沈葆桢的当家地位，让他先讲话，他便当起了主持人，说：“工友们，市民们，总督左大人是我们马尾造船厂真正的创始人，大清第一个洋务派。理应请左大人讲话。”

左宗棠还想推让，沈葆桢情绪激动地说：“工友们，大家知道，我们船厂是左大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亲手筹划创办起来的。他受到很大压力。我这个人哪，说得不好听，差一点还当了逃兵，左大人三顾茅庐要我出来，我都谢绝了，我对不起他。现在请他讲话，大家鼓掌吧！”满场传来一阵响亮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左宗棠曾三顾的沈葆桢故居

左宗棠慢慢地立起身来，清了清嗓子，说开了：

“我的湖南老乡魏源先生说过‘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制’字，并非我们主动惹事，而是在他们欺侮我们时能进行正义自卫和抵抗，不能只是缩着脖子挨揍。人家厉害，厉害在哪里呢？就因为他们有洋枪洋炮，铁甲兵船，是不是呀？”

“工友们，你们都是有志气的中国人，就靠你们为国争气，学会造船，造出大海船运输货物，造出大兵船守住海疆。请他们(指指日意格等)教我们造船、驾船、造洋枪洋炮。我们不用枪炮去打别人，如果别人来打我们，我们就不客气！我这样说，日意格先生，你们没有意见吧?”日意格高声回应：“我们这些洋人是左大人请来的，与中国友好，我们约法三章了，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教会，这是我们的责任！”

左宗棠接着说：“好，我代表大家，代表所有的中国人，向你们这些洋老师致以学生之礼。”他偏过身来向洋人们深深一鞠躬，又行了个夷礼，而洋人们却也整整齐齐一跪到地，还了一个大清礼。

“有不好好学的，告诉我，我是带兵的人，现代工厂和军队没什么两样，我会按军令行事，大家说，好好学，行不行?”

“行!”山呼海啸般的回声：“请左大人放心！一定为中国人争气！”

“虞绍南，你把我在朝廷立的军令状念一念吧。”虞上台展开一纸军令状，大声念着：“朝廷给予沈葆桢总理大臣以全权管理船局，事涉船政者，一律由沈大人专奏请旨。”“此去陕甘，人在西北，心系东南。此事系臣首议试行，倘思虑未周，致多疏漏，将来察出，仍请将臣交部议处，以为始事不慎者戒。”

左宗棠、沈葆桢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贯彻实施。当时中国正在开展洋务运动，中国没有近代工业文明，更没有技术骨干，要从西方引进购买先进设备必将受制于人。然而中国要富强，就必然需要有西方工业文明；这只有在引进中努力培养出自己国家能够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才能真正自立、强大起来。这种学习西洋先进技术，立足于培养本国人才的办学宗旨，反映了福州船政局的创办者的远见卓识，也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左宗棠在该局具体措施上，特别着重培养本国技术人才，决定“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悉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并在船政事宜第二条规定，宜优待艺局生徒，要求艺局能培养制造轮船、驶驾轮船的技术人才。同时，左宗棠在和法国正副监督日意格、德克碑签订的合同中，议定五年限满，教习中国员匠，能够自已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

1867年冬天马尾的校舍全部建成，学堂从福州迁入，分为前后学堂，前堂学习造船，主要学习法文和基础数学、物理、解析几何、机械原理；后堂学习驾驶，主要学习几何、代数、三角、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和地理等课程。例如，数学、天文航行学，机械学等都是在中国首次开设。福州船政局通过聘请迈达、嘉乐士、德勒塞等西方科技人员，将西方近代工业技术知识引进到中国，同时也加快了福州船政局对西方先进工业技术和航海技能的掌握和运用，初步满足了中国近代海军对造船和驾船人才的需求。

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贯彻执行左宗棠上述意图，对艺局生徒的学习严加督促，全部生徒共一百四十名，学习成绩列上等者约七八十名，中等者约四十名。至1873年五年限期届满时，沈又督促法监督日意格，逐厂试验中国员匠制造技术，洋匠逐步撤走，交给中国员匠放手自造，正副匠首都选中国工人担任，并令前学堂和绘事院之学生参预各厂技术工作。学习驾驶和轮机的后学堂学生，则令就船出洋教练，已能胜任驾驶者十余人，胜任管车者十四人。经过半年多的考核试验，于合同期满后，洋匠全部遣散回国，按合同规定给予奖赏，该局在外籍技术人员撤走后，在本国技术人员主持下，陆续制造了“开济”“镜清”等十二艘兵商轮船，基本上巳具有独立造船能力。

沈葆桢在学堂大门口亲自题写了对联：

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

致九译之新法，而今中国有圣人。

接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按照左宗棠的设想，于1873年上奏朝延准许福州政局派人到英法留学，先后三次共有88人。回国留学生带回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清末其它船政学堂起了前驱示范的作用。1885年李鸿章亦心悦诚服地说过：“闽厂驾驶、管轮学堂之设，其意极为深远。”

福州船政学堂从 1867年创办到1907年停止招生，前后40年共有毕业生510人，制造班毕业生143名，驾驶班毕业生241名，管轮班毕业生126名，先后共有88人出洋留学。福州船政局不但为中国海军的发展建造了大量新式军舰而且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培养了一批灿若星辰的科技人才。正因为福州船政局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被后人称誉。

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到福州马尾视察，称赞船政局：

“足为海军根基。”（《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这是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对福州船政局历史地位的高度评价，也是对福州船政局为中国近代海军所做贡献的高度概括。

同治五年(1866)九月，左宗棠在福州接到清廷调他去陕甘的命令后，向朝廷请求推迟三个月行程，以便刚刚起步的船政大业周到交接。

首先在船政方面，沈葆桢出山之后，一切都逐步走入正轨。只是胡雪岩一再催促要打通北京，继续把汇丰等几家洋行的资金周转融通关系落实好，还得西太后说句话才行。

生产军械弹药一事，国外采购不到火药，左宗棠决定土法生产，没有研磨机，手舂充之；洋硝无货，以土硝炼净代替；藤炭买不着，则用槟榔炭加樟脑。总之，事在人为，一切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大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千头万绪，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在此期间，接二连三的圣旨到了。

第一道圣旨：御赐左宗棠一个正式头衔——进士，并授左宗棠钦差大臣；这第二道圣旨是“六百里加紧”送到的。（按：清代颁发廷谕按公文急迫分为三个等级：“马上飞递”要求驿卒日行三百里；“紧急”要求日行四、五百里；“六百里加紧”要求日行六百里以上，连人带马夜以继日快递。）周围的人都屏声静气，左宗棠立即展开廷谕：

陕西捻情益急——西捻由许州西上，已绕过潼关、商州，越过秦岭，扑向华阴。陇州、分州之刘蓉军堵截不利，在华州被捻军击败，伤亡达七百余人。兹着左宗棠即赴陕甘，暂毋庸来京。……

看了催促赴陕之谕，可见清廷惊恐、惶急之情。

左宗棠毅然作出决断，说：“绍南，给上海胡雪岩去封急函，速调五万斤火药至汉口；复告江宁曾国藩，求他即命刘松山部十七个营即日开赴潼关；陈湜在山西，也速去信让他待机而动。”

左宗棠多有出奇兵的经验，也有中埋伏的教训。……总之，他是个沙场老将了，战场一铺开，要方方面面想得周到。他认识到转战陕甘不比在东南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粮草、给饷的准备调运将是决定一切的，所以一方面运筹兵力的调集，同时向朝廷提出最起码的要求。

左宗棠心里很明白，他不是神，不是说把他往陕甘一调，捻、回和新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在1866年12月5日的奏折中强调了两件事：一是兴屯以解决军粮；二是切实保证军饷。临到快要走了，台湾有事告急，列强虎视眈眈，多次派人进入台湾以经商为名，行探听之实。而台湾军备，荒废多年，几无守备可言，在福州的最后几天，还得抓紧作出部署。他本想东渡台湾海峡，但时间不允许了，只能对有关将领作郑重交待，宜未雨绸缪，以为东南奠此岩疆。

1866年12月9日，左宗棠将设厂造船各事料理完毕，准备离福州西行，进城向官员们和百姓辞行。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都蜂拥过来攀留，街道和衙署里塞满了人群。宗棠亲自和大家再三解释，可是人群不肯散。回营次日，又有几十位代表跑来，苦苦挽留再多住些日子。在群众和官绅如此挽留下，他将行期推迟至16日。回想自己从1863年5月任闽浙总督的4年半时间，忙于与太平军作战，于国计民生建树不多，却受到福建人民如此爱戴，动情地说：

“吾何施而得斯于民哉？愧祚之余，不觉泪落。”“吾方歉恨之不暇，乃闽人相与歌诵而挽留之，其益使余悲也。”

临行前，他应福建湖南会馆之请题写了匾额和一副对联：

瓯浙越梅循，海国仍持使者节；

陇秦指疏勒，榕垣还作故乡看。

他这时已预见到，此行去陕甘，还将远到新疆。他和福建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把福州看作是他的第二故乡。20年后，他果是回到这个“故乡”来了。但他没有料到，也就是在这里，走完了人生的道路。

作者简介

陈明福，1937年8月生，浙江宁波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辽宁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大连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已出版36部作品，包括《“重庆”舰举义纪实》《海疆英魂》等4部中华名舰系列、《沧桑旅顺口》等5部纪实文学、《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苏东坡大传》等6部人物传记、《杞忧集》等3部杂文集、《朱可夫兵法》等2部军事谋略论著、《古今海战》等7部海洋科普读物等，逾1200万字，还有多部待出。《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获第四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古今海战》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