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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方敌对势力以“种族灭绝”等弥天谎言，企图实施乱疆制华的战略图谋，从反面教育和激发我们必须“以史为鉴”，了解近代以来关于西北和新疆方向治乱固防的重要史实。著名军旅作家陈明福曾出版过《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左宗棠传略》和《湖南出了个左宗棠》等纪实文学作品，在文友出题和建议下，他写了《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32篇证据确凿、信息量大，文笔生动、可读性强的系列文章，东岳客认为值得一读，特予以转载。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

成“中国近代海军之父”

“史鉴使人明智”。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英国一支约四千人的军队，跨洋过海几万公里，八十万清兵打不过他们，只好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这怎能不引起朝野震撼？不过，挨打之后，痛即过去，一些昏昏噩噩的大臣们如同阿Q一样都是健忘者，只是留下满脑子纳闷、疑问和不解：洋鬼子这些“奇伎淫巧”怎么这样厉害？唉，难道真是天不助我、世道变了？

在晚清政治腐败、政府无能、被列强当作“俎上肉”的社会背景下，时势呼唤和造就英雄，林则徐、魏源和左宗棠等民族精英便应时而出。林则徐对中西情势和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有清醒的认识，提出“悉夷情”，“制夷患”，“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建议仿制极利之炮、极坚之船，以“制夷”、“防夷”。魏源认为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是外国长技，主张自己设造船厂和火器局，延聘外国工匠柁师来华，自己造船制炮练兵，以达到“制夷”的目的。左宗棠办洋务是从造船开始的，而造船思想萌发更早。1865年2月（同治四年正月），左宗棠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书中谈到自强时说：

“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就在这一天，左宗棠以闽浙总督身份，竟向清政府连上四折，其中《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设厂造船，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报告。这是他20多年来造船御侮思想的光辉结晶，是最近3年筹划设厂造船的重要成果，是驳斥赫德和威妥玛议略，阐述借新法自强主张的具体化，是我国第一个近代造船企业的重要历史文献!

左宗棠在奏折中首先指出了“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从清政府“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来看，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左宗棠接着指出：由于外国以船舰侵略，东南水利成为海害，并从四个方面指出其害，亦是他“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的理由：一、在海防方面，“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二、在商业方面，“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浸至歇其旧业”；三、在民生方面，“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阑阌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四、在漕运方面，“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

左宗棠把设厂造船视为变海害为海利的关键。他认为，外国船舰在我国沿海横行和恣意侵略造成了海害，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左宗棠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文献里，详细陈述了自建中国近代海军的计划及其重要性。他还说了两句针对顽固派因循守旧而发的尖锐深刻、令人反省的话：

“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此后上海《申报》一隅载：“福建议造大船，朝野舆论大起，誉之者：兴家爱国，匹夫有责；毁之者：忧其难于有成，议其縻费甚多………”

李鸿章爵相虽也想辟建水师，但认为雇购洋船则可，自造万万不行。他不便与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左宗棠唱反调，乃与英使威妥玛及赫德一鼻孔出气，求他们出面游说老佛爷，说中国自强当广求新法于外洋，轮船器械以购雇为便，慈禧太后听了未置可否。

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在一次慈禧太后也在场的九卿房廷议中，慷慨激昂地朗读了左宗棠意见书中一段颇具“刺激”的话：

“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敌轮船之灵捷。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美）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不数年后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虽前此有代造之举，近复奉谕购雇轮船，然皆未为了局。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如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文祥将这段话一读，全场鸦雀无声。

李鸿章想提出反对，又怕别人说他专与左宗棠唱对台戏，故暂不吭声。他用眼角余光瞟了慈禧太后一下，发觉老佛爷面色扫除了阴沉，原来太后对左宗棠的这个比喻却觉得很新鲜和贴切，过一会儿，她开金口了：

“左老三奏折讲的道理和打的比喻还是蛮好的，我们不能安于结筏和骑驴，老是被操舟和跨骏的人欺侮呀！”

老佛爷的赞许，打破了廷议的沉寂，六部大吏们大多认为左议甚妥，似应批复左宗棠交付实行。可是涉及到钱的事，又谁都无有主张了。无声久了，文祥便再破题，说：“这事李大人认为——”

李鸿章也不含糊地说：“动辄数百万两银，府库有没有那么多的钱？还是请老佛爷乾断吧。”

只见储秀宫的一名内侍贴近西太后，示意恭亲王奕訢有话要单独与太后面商。太后出去了一阵。回到九卿房后，西太后问福建造船，需年耗多少，李鸿章拖长声音说：“三百万两白银，几年内还造不出船来。”

慈禧一听，也觉得有点沉重，说：“三百万两，不算多，也不算少哇。”

奕亲王没吱声，只向西太后使了一个眼色。西太后低头寻思了许久，最后正了正坐，望着文祥说：

“左宗棠忧心为国，建厂造船，用心良苦，他的意见书义正词严，语出至诚，府库紧促，该办的事还是要办，给他吧，众卿以为如何？”

全场顿时沸沸扬扬，文祥带头叫起“好！”来。

毕竟老佛爷一言九鼎，船局计划便付诸实施。

左宗棠这个奏折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符合清政府自强御侮要求，故在这个奏折发出后只有20天，即1866年7月15日 (同治五年六月初三日)，清政府就正式允准了他设厂造船的建议。清政府谕旨中指出：

左宗棠现拟试造轮船，并陈剿捻利用职权车战各折片，览奏均悉。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 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清实录》四九）

老佛爷发话和清廷下旨的消息传到福州，左宗棠乐不可支，抚髯长笑。

总理衙门根据设厂造船，“中国既可收自强之效，外族亦可免觊觎之心”，写信给左宗棠说：“无论若何为难，总期志在必信，行则必成。”没有因伯洛内、贾禄等洋人的说三道四而畏缩，反而增强了设厂造船的决心。信里极力称赞左宗棠：

“砥柱中流，留心时事，以自强莫先于海防，以海防莫要于造船，将来举办成功，实足以震慑中外。”

左宗棠向他身边的亲信和铮友虞绍南交待道：

“这下事可多了，过几天要去勘察地方，把德克碑他们叫来，我们约法三章；绍南，我还想办个学堂，要培育人才，有了自己的船，再有自己的人来开；有了自己的炮，再由自己的兵来放。”

福州船政局的建造经清政府正式批准后，左宗棠就请洋人日意格和德克碑来福州，具体制定建厂造船计划。船政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直接雇用大批洋人的洋务企业，实行承包制。左宗棠根据“洋人共事，必立合同”、重视法律条例的特点，采用了事先订合同的做法，相继拟订了外国员匠合同规约十四条以及其他有关的文件。日意格和德克碑他们的任务、职权及工资待遇，都受合同的严格约束。

这些合同签订后，由左宗棠、日意格分别代表中、法双方签字，并由法国领事白来尼“画押担保”，由日意格、德克碑办理，合同经呈请清政府批准后生效。合同还规定：

“我方（指法国）保证在蒸汽机车间投产后的五年内，由我方雇用的工程师和工作人员，教会中国职员和工人按照图纸建造船只，并使用该厂设备生产机床，并由我方开办一所使用法语授课的学校，教授英语和航海学。我方以信誉保证实行上述任务。”

日意格到福州后，左宗棠带他亲去罗星塔下查勘，认为这里“土实水清，深可20丈，潮上倍之，堪设船漕、铁厂、船厂及安置中外工匠之所”。随后，德克碑到福州，疑虑土质是否游泥所积，左宗棠又令人掘土看验，结果是：“泥多沙少，色清质腻。”不久，一个规模宏大的马尾造船厂便破土动工，进而拔地而起。

福州马尾船政局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内纾国计、利民生，外销异患、树强援”，简言之，便是“以防外侮，以利民生”。

正由于左宗棠办洋务、建船政的奏折，是继承与发扬了林、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和事业，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故受到时人的赞赏和好评。对福州船政局，当时在国外，“西人颇称之”；在国内，“识者颇谓海上用兵以来，惟此举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谭嗣同在《上欧阳中鹄书》中，不仅说“善夫!左文襄请造轮船之疏”，而且对这个奏折中“彼既巧我不能安于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无”等句指出：

“夫傲之一字，遂足以亡天下而有余!”

人民大学教授、《左宗棠评传》一书作者杨东梁先生认为：以往论者对左宗棠任用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进行过非议，认为两人是船政局的“太上皇”，并由此得出左宗棠是法国侵略者“代理人”的结论。这种指责，觉得颇不妥当，因为在左宗棠议立船政局时，“中国无一人曾身历其事者，不得不问之洋将”，为了能在中国制造出轮船，不得已任命日意格、德克碑两人为“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两员承办”。后来，当中国人掌握了技术，外国雇员被辞退后，左宗棠十分兴奋，在答友人的信中说：

“其始请法人为监督，带其师匠教华人，今已辞洋匠而用华人自造自驾，法监督亦于上年资遣归国。”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舰船不仅可以游弋沿海各口，而且内河亦可自由航行，形成了“番舶鳞比，藩篱竟成虚设，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的局面。因此，左宗棠于1866年创立的福州船政局，它是晚清洋务运动中一个著名的军工企业。它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创立和造船史上都有开拓性的意义，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当左宗棠日夜筹划和落实创建船政各项事宜的关头，清政府于1866年9月25日(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下令，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因此谁接管船政更是关系设厂造船成败的大事。

10月14日(九月初六日)，清廷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的谕令到达福州。福建官绅各界知他西行，“皇皇如失所恃”。他们认为：“创造轮船一事，关系甚巨，非常之功，非他人任”，担心左宗棠即刻西行，造成若不是他“则费不能支而事终于废”，如此，“四裔所笑，天下寒心”。前江西巡抚沈葆桢等百余名官绅联名写信，要求左宗棠暂住福州，待外国工匠毕集，创造一有头绪，再移节西征。

左宗棠上任后，看到地方财政拮据，便采取大刀阔斧的办法，许多难题迎刃而解，事情办得顺畅，工地上，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各项进度都超前达到。船局的牌子挂上了，学堂的地基打好了，船坞的护坡已在施工。

左宗棠最为焦虑的事，便是谁能接替他的工作，挑起船政重任呢？

作者简介

陈明福，1937年8月生，浙江宁波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辽宁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大连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已出版36部作品，包括《“重庆”舰举义纪实》《海疆英魂》等4部中华名舰系列、《沧桑旅顺口》等5部纪实文学、《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苏东坡大传》等6部人物传记、《杞忧集》等3部杂文集、《朱可夫兵法》等2部军事谋略论著、《古今海战》等7部海洋科普读物等，逾1200万字，还有多部待出。《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获第四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古今海战》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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