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重大疫情下的五个舆情风险点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发展和蔓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突发的疫情不仅带来社会经济的重大影响，也是对各级政府官员突发危机应急能力、日常事务协调能力、舆情风险识别能力和大众媒体应对能力的全面检验。在这场突发重大疫情面前，一些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暴露出其工作能力的短板、工作责任心的懈怠、工作作风的漂浮和舆情素养的缺乏，受到舆论诟病。

　　例如，1月25日，因信息报送不及时，湖南省岳阳南湖新区卫健局局长被停职；1月29日，因疫情防控工作严重失职失责、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增田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并被政务撤职；2月15日，因防控措施中存在不作为、工作推进严重滞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副县长丁纳新被免职并被党纪立案审查……因疫情应对不力，近期已有一批官员受到严肃处理。

　　疫情下的政府官员舆情往往会更受关注，叠加的负面情绪不仅给本已严峻的防疫工作添加难度，也带给各级政府官员巨大的舆情压力。本文通过分析近期防疫舆情特点，梳理出突发重大疫情下政府官员的五个舆情风险点，以期对当前舆论形势和舆情风险有进一步的认识，在民意彰显的时代提升良好形象。

　　一、重大事件中官员表现引发多种质疑的风险

　　虽然我国已经把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纳入了政府的战略目标、规划和日常管理中，但由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起步较晚，仍然有许多需要提升的空间。

　　此次疫情的暴发，对于许多地方官员来说猝不及防，如果平时知识储备不足、工作不扎实细致，缺乏面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必定造成被动反应模式，这与民众寄予的厚望形成极大反差。要知道，突发的疫情、医学上对疫情的各种未知，都会导致民众社会心理尤其脆弱敏感。政府官员任何的工作失误和不规范、不作为都会立即成为被批评的对象。

　　例如，湖北省洪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医疗救治组组长王在桥因忽视疫情严重性，未认真组织实施隔离措施，导致大量密切接触者未被及时集中隔离，引发公众大量负面情绪。

　　当民众亟盼当地防疫指挥系统有条不紊地运转、有效阻击不断“压城”的疫情，化解危情，给大家以信心的时候，湖北省黄冈市原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对当地救治的“一问三不知”，给民众心头泼了一盆凉水。政府官员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仓促应对带来的疏漏，应急行为的失误、失范，成为突发疫情中最大的舆情风险。

　　二、身份标签带来消极刻板印象的风险

　　由于过去个别干部腐败、作风不良等造成的一些官员和组织脱离群众和官僚作风等在民众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在特定的环境或事件中呈现愈加强烈，产生身份标签带来的联想。在武汉疫情防控期间，因为在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工作中表现出能力不足、救助物资发放过于低效、错误频出等问题，湖北省红十字会迅速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即使湖北省红十字会3位主要领导被问责，媒体仍是连篇累牍地追问质疑。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便成了民众最大的依靠，人们期待官员好的表现振奋士气。“非典”事件过后，北京市统计局曾对2000名北京市民进行调查后发布统计资料显示，在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的信赖程度，有大约七成五的北京人表示非常信赖和比较信赖政府，被访者对政府的工作普遍寄予厚望。民众期待看到的是政府化险为夷，看到官员在突发疫情面前不推诿、不逃避，临危不惧、恪尽职守、尽忠尽责。而每通报一起官员失职失责事件，都会激起网络声讨。

　　三、危机的媒体应对和舆情回应风险

　　新媒体时代带来诸多传播风险，重大突发疫情的降临，短时间内各类问题交集，矛盾尖锐对立。政府官员的正常管理工作效能和一言一行都受到密切关注。实行政务公开，回应公众关切，为百姓解惑释疑，有效处置舆情危机，是政府官员题中应有之义。如果管理不善，媒介素养缺失，媒体应对和舆论引导工作失策，都会引发媒体批评，降低公众对官员的评价，这可以说是种极大的挑战。

　　2月10日，湖北省召开第20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武汉市一位主要领导表示“武汉户数排查的百分比已达到98.6%，人数排查百分比达到99%”，并说“我们的目标是到明天（2月11日）完成所有疑似患者检测的清零。”对此数据和说法，许多网民惊呼自己就是“漏网的”1%。还有不少基层人员在网上吐槽：不少基层工作人员也都感染了，根本没有那么充裕的队伍来排查。通报的数据与真实数据到底有多大误差，有没有疏漏，经不经得起质疑，是否通过多方验证，都是需要详解的问题。

　　又如，武汉市政府办公厅一工作人员被指违规领取疫时急缺口罩，涉事单位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回应“办理过登记手续”。有舆论指出，彼时，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都在求助防护口罩“不是告急，而是没有了”，政府工作人员却可以“办理过登记手续”就拿走一大箱。而有关方面的回应既没有解释口罩给谁在用，也没有展示所谓的登记、审批手续，未能消弭质疑，在民众心目中造成了恶劣影响。在不绝的质疑声中，湖北省纪检委发布问责武汉统计局副局长、市政府办副主任等3人违规发放防疫应急物资，以精准的问责回应了关切。

　　这种舆论倒逼的操作方式，让民众把对病毒的恐惧和对官员的不满植入心中。新的媒介环境，事件信息传播的“短、平、快”，需要官员反应迅速而准确，做到民意、政府和媒体三者间的平衡，这无疑是对官员执行力和媒介素养的考验。

　　四、疫情引发谣言“次生舆情”的风险

　　“武汉某卫健委主任擅离职守到上海和女儿过年，被发现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协和医院一名确诊武汉肺炎患者跑了”……谣言总是伴随着人们认为重要或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事件中产生。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加之目前医学科学对病毒的来源、疫情的成因、趋势及其治疗方案认识有限，且新媒体传播技术高度发达，各种传言、流言、谣言充斥其中。谣言的危害不言而喻，可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在举国上下全面进行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关键时期，当民众处于极度焦灼之时，谣言会带来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冲击着社会的稳定。

　　尽量降低谣言在重大突发疫情中造成的风险，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责任。就像当年抗击“非典”时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所印证的那样，官员有责任让真相传播的速度快于谣言传播速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有效引导公众情绪，抚慰公众的恐慌和焦虑。

　　五、突发疫情下群体共享情绪放大效应风险

　　突发重大疫情会给较大范围的人群造成相当的心理压力和情绪问题。一方面，由于对疫情病毒知识的缺乏，人们感到十分紧张和恐慌；另一方面，由于各种信息的狂轰滥炸，这些消息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积极的、有消极的。各种信息真假莫辨，让人们总是处于一种紧张不安的状态，加剧了恐慌心理。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重大突发疫情的信息传播呈放大效应，其与社会情绪重合后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力，对社会造成一定的破坏性，甚至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群体心理危机，影响社会稳定。轻则，一部分人出现不正常的心理、行为反应，比如，盲目跟风、偏听偏信；胡乱猜疑、过度医治或者有病不敢医、有病不敢治；重则，以暴力抗医抗法，阻碍隔离或隔离治疗或对抗执法。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提出要“消除公众心理障碍，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因此，在重大突发疫情事件中，能否有效提供心理援助，扶正抑偏网民情绪，对于克服公共恐慌心理，稳定社会情绪、化解舆论危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人民网新媒体智库高级研究员 刘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