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派”代表人物之一,一生致力於書籍編纂與閱讀推廣的清代濟南大儒周永年,正在重回公眾視野。經過一眾學者專家的多方考証論述,由周永年倡導創辦的“藉書園”是中國最早的公共圖書館,這一觀點正逐步得到學術界的認可。

今年山東“兩會”期間,山東省政協常委、文史委副主任孟鴻聲以提案的方式建議,“修復中國公共圖書館發祥地藉書園,賡續山東文脈,建設書香山東”。隨著歲月的浮塵被輕輕拭去,一段並不算久遠的文化記憶,正被悄然叩響。“藉書園”所提倡的“與天下萬世共讀書”之精神,與當下的文化語境產生了新的和鳴。

解讀周永年,讀書人的精神

周永年,字書昌,又字書倉、書愚。而其人其事,終其一生竟與“書”密不可分。

清雍正八年(1730年),周永年出生於一個書香家庭,居所位於濟南東流水街(今五龍潭公園內)。他自幼好讀書,“方四五歲時,過書肆,遽出荷囊中物購《庄子》”。少年時,他在佛峪林汲山房讀書,后又在濼源書院沈起元門下求學。沈起元撰文記載了這位學生讀書的情形——“百無嗜好,獨嗜書。歷下古書不易得,生故貧,見則脫衣典質,務必得,得則卒業乃已。”

學貫儒釋道三家的周永年,在弱冠之年便已經“名噪齊魯間”。后來奉詔入京編修《四庫全書》,為文化道統的存續梳理竭盡心智,做出了不凡的貢獻。與他交往共事的,不乏紀昀、李文藻、桂馥、翁方綱、戴震、章學誠等名士。然而與其他大家不同的是,周永年謙和內斂的個性讓他少有詩文傳世,隻留下了作品《儒藏說》等十余種,以及編纂作品《歷城縣志》《泰安府志》等,還有一本總結前人讀書方法的《先正讀書訣》。

而他篤實力行的另一個方向,就是私書公讀。他認為個人藏書總是有局限,“則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之天下﹔藏之一時,不能藏於萬世也”。希望傾盡個人所藏,“與天下萬世共讀書”。

為此,他與好友桂馥在濟南創辦了“藉書園”(也作“借書園”,即可以來借書的園子),並在自己入京后,將藉書園也搬到了北京。籌辦此書園,耗費了他大量的心血和財力。如同他少年時典當衣服購書一樣,他將所有的積蓄都用在搜羅書刊之上,隻給自己留下了一個內心充盈但衣食不豐的晚年。而他留下的藉書園,因為周氏后人外出為官的原因,幾經興廢,終在百年時光中湮沒無聞,隻留下史料中的隻言片語。

他一生並無鴻篇巨制,也缺少名詩佳句。所以除卻一些專業研究者,鮮少有人能對他的生平事跡詳述一二。然而蘭因絮果,皆有始終,近年來關於周永年及藉書園的研究關注,漸漸升溫。從老一輩的王紹曾、徐北文等專家,到近年來的侯林、尹承、李關勇等學者,都對周永年的史料進行了考証和發掘。

2023年初,文化學者侯林、侯環在媒體發表了關於藉書園研究的最新考據。作者從清代著名書法家何紹基的一則題跋中,找到了對藉書園的直接描述。何紹基因為和周永年的孫子周宗照過從甚密,常常到周家的藏書樓去談論詩文。因此記下了當時的“朗園”,即早年藉書園的樣子,“園中列屋十九間,皆以藏書。箱案羾屋梁”。侯林對濟南本地文化研究很深,在對泉水詩的研究中,探訪了大量的史料,此番所得源於辛苦查証,並非妙手偶拾。

更早一些時間,媒體人出身的劉國勝,以一篇學術論文《濟南藉書園是中國公共圖書館發祥地考》,為自己的研究生涯做了階段性總結。此文參加2022年中國圖書館年會論文征集活動,入選《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論文集》(2022年卷)。這也意味著,濟南藉書園是中國公共圖書館發祥地這一結論,步步被圖書館學界所接納。

更有意味的是,劉國勝在濟南東部運營著一家名叫“藉書園”的書店。每天這裡總有不少人對坐讀書,圍爐煮茶,與周邊的熙攘街市相比別有格調。劉國勝認為,此“藉書園”,只是希望存續周永年的初心和精神。

無論是在資料中鉤沉輯佚,還是現實中身體力行,都讓闊別濟南視野許久的藉書園,在今天找到了現實憑藉。對此孟鴻聲認為,此舉“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書院之價值重構,連接歷史現實

劉國勝接觸周永年,源於歐陽中石、梁修等老先生們的啟發。多年前他對山東文化名家的系列採訪中,幾位名家都提到“濟南人不要忘了周永年”。由此,劉國勝懷著一份囑托,開啟了他對周永年的探訪之路。他從《清史稿》《章學誠遺書》《濟南府志》等古籍留下的周永年原始傳記和周永年編纂過的《歷城縣志》《泰安府志》《濟寧直隸州志》《先正讀書訣》《貸園叢書初集》《制藝類編》等文獻資料入手,又結合當時周永年的好友同僚對其描述,歷時八年創作完成26萬字的《周永年傳》。

后來,在原濟南文聯主席、文化學者鄒衛平建議下,劉國勝完成《濟南藉書園是中國公共圖書館發祥地考》學術論文。該論文又經過了山東大學古典文獻學教授杜澤遜審閱,從立意到考據都經得住推敲。

孟鴻聲認為,這些研究成果為書香濟南找到了新的文化根基。而傳統書院,在當下的城市發展中,急需開掘出全新的價值。

孟鴻聲曾經造訪過很多地方的書院,在他看來,傳統書院可以看作一個城市文化的巨大容器,既具有文化傳承價值,又具有活化應用價值。“近到青島的康成書院,遠到長沙的岳麓書院,再遠到雅典的柏拉圖學園,都是構成城市文化傳統的重要元素。而且,現實中都得到了全新的再造,成為城市文化的嶄新亮色。”身為著名書法家,孟鴻聲本人一直高度關注文明的演變與流向,早在2006年,他就發表《反哺稷下》論文闡述稷下學宮與柏拉圖學園在各自文明中同歸殊途、一致百慮的“軸心突破”,並做出了這樣的論斷:“現代文明的東方轉向,必然不能繞過臨淄稷下學宮,因為稷下學宮是世界文明軸心時代的第一次中國精英文化大集結,是現代性世界文明回歸反哺的思想家園。”

十多年后,時代的發展更加印証了孟鴻聲的預判。他認為,如今我們倡導的文化“兩創”“兩結合”,以及四個“講清楚”,都需要對傳統文脈進行重新認知和深度發掘。“書院在文化賡續中,起到過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裡擁有書院,可以留住當地的精神歷史,讓傳統文化的修習有容納之所。向未來看,對於文脈的傳承依然有著現實作用。”

具體到藉書園本身,孟鴻聲認為周永年借助藉書園,開啟了把私家藏書“廣之於天下”的實踐。在中國公共圖書館發展史上,其舉動是原創的、首發的,稱得上是具有世界影響力和重要地位的文化標杆,是值得全人類珍視的文化遺產。因此他在兩會提案中建議,在藉書園原址,濟南五龍潭公園賢清泉北側,根據目前建筑格局進行適當改擴建,盡可能恢復藉書園舊貌並正式挂牌,讓藉書園這一埋沒已久的文化地標重新出世。包括在與藉書園相關的、目前位於大明湖南岸的“朗園”中,增設藉書園以及周永年相關的文化內容,向外地游客更好地展示、推廣。

立足文化原點,方能涵養“正根”

一座“藉書園”跨越兩百多年時空,周永年與他的同道伙伴,與今天的濟南學者相隔時光之河,遙遙相望。

根據記載,藏書達十萬卷的藉書園,從藏書數量來看遠超同期的江南天一閣、傳是樓、述古堂諸家,為全國藏書之冠。在當時,代表著濟南這座城市,甚至整個齊魯大地博大精深的文化氣象。

然而,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支持著周永年傾盡畢生之力,編修經典組建藉書園?研究者認為,這固然離不開周氏的門風與家教、學養和秉性,但從根源上說,還是周永年那種超越時代的洞察力。

與周永年合作開辦藉書園的桂馥,是他的知交摯友。在他筆下的描述中,周永年“自謂文拙,不存稿”,但在謙和的外表下,卻有著極高的文化審美標准。桂馥少時聰明過人,涉獵廣泛又好發議論。周永年規勸他要構建堅實的經學基礎,“涉獵萬卷,不如專精一藝,願君三思”。最終桂馥專心治學精研經義,成為一代名家。

劉國勝在寫周永年傳記的時候,讀到這些史料,每每感慨不盡,甚至情難自已。他認為,周永年說的“天下萬世”都是自身無法超越的時空阻隔,但他仍然試圖燃盡微小的自己,用一座書園的方式,讓自己的“道”可以興於天下,器宇之偉超乎常人。“這,就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孟鴻聲則認為,周永年的低調務實,完全無法掩蓋他自身的光芒﹔而對其研究越深,越能發掘出他的特質。“可以說,周永年關於藉書園的設想和架構,堪稱文化階層的先覺者,對於今天的文化復興仍有借鑒意義。”

“觀諸歷史,文化思潮的躍進,常常與經典的重構與解讀緊密關聯。”孟鴻聲表示,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來自於對古希臘文化哲學的回顧,宋明理學思想也源於對儒家經典的闡發。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下的文化復興,同樣離不開對傳統經典的發微應用。而早在兩百多年前,周永年這種矢志不移的探索精神,給后世的文化傳承和公共閱讀,點燃了光明的火炬。

在平時的書法藝術創作中,孟鴻聲也特別注重“正本清源”的價值。“唯有無限貼近文化原點,才能發現根在何處,才能擁有真正的藝術自信。”他建議,對於藉書園的品牌,更要得到活化利用,在濟南各地建設文化綜合體或者“城市書房”,以適合當代人生活習慣的方式,提升城市文化濃度,推進建設書香濟南。

消失於歷史風煙中的“藉書園”,正在漸行漸近。（李康寧）

來源：齊魯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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