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經濟文化教育利國惠民

左宗棠在經濟思想方面，不乏超於同時代人的高明之處、閃光之點。

其一是具有正確的義利觀，主張“開利之源”“教民興利”，興“公家之利”。

封建社會兩千多年以來，“罕言利”的思想佔統治地位，甚至越到后來越加偽善地反對所謂“言利”之人，實際上卻在進行窮凶極惡地掠奪和榨取。左宗棠用一“利”字概括階級社會人們一切活動的目的，是對封建統治者“不言利”的虛偽性的深刻揭露，也與同時代的德國大學問家馬克思的觀點不謀而合：“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

左宗棠曾寫過一篇《名利說》，對正常的、“有道”的、合法求利手段定范圍，認為是天經地義、堂堂正正的。他說：凡是求利的人者各有方式和辦法，一般說來都是以其財與力進行交易，這是合情合理的求利手段。卑鄙之人，他們求利，不以其財與力，是以不要自己的廉恥和低下的人格換來的。

其二是一貫的重農思想，把農業視作國計民生之本。

左宗棠發展農牧業以興利的思想，也即是他“教種桑棉為養民務本之要”的具體化，是立足於農業的多種經營能夠為對外貿易提供更多的商品。他說，“我以互市為利者，不能多銷外國之貨，—其銀多入於中國也”。他認為大力栽桑養蠶，種樹制茶，種棉織布，均可興中國固有之利，東南種蔗，並採西法以機器制糖，即能“不奪民間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奪取之利，更盡民間未盡之利。”

根據西北干旱缺水的特點，左宗棠提出“治西北者，宜先水利”的主張﹔並且派人從國外購買開河、鑿井機器，准備治河、打井，從根本上改變西北農業的落后狀態，無論走到哪裡都十分重視水利建設。

在農田耕作上，左宗棠提倡精耕細作，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他認為“區種”是比較好的方法，能夠“治田少而得谷多”。但是“區種”必須解決水的問題，因此他特別強調水利建設，一向把農田水利視為與“民間賦命攸關”。他說，“保民之道，必以養民為先，六府之修，以水利為亟”﹔如果全國都能認真治水，興修水利，使“水有所歸，旱潦有備，墾荒成熟外，加以桑棉之利，則民可贍，又可易洋人銀錢以供賦稅”。

其三是有深切的重民思想，提出了“保民”“養民”“愛民”和“民可近不可狎”的正確主張。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主體是農民。在他看來，既要維護國家的利益，就要重視賴以維持這個國家存在的民眾。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他深謀遠略，認為“保民之道，必以養民為先”“誠心愛民，其為民謀也”。

其四是主張通藝興業，向西方學習，視人才是強國之本，大力培養本國通洋務和懂藝事的人才。

左宗棠在《藝學說帖》中說：古人把道與藝都視為“出於一原”，並未將其分割開來。既不能隻言道不言藝，也不能“離道而言藝”。這實際上是在談政治與生產技術的關系，藝不離道，是說生產技術是為封建政治服務的，因此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左宗棠“道藝統一”的理論，有著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

其五是態度堅決保護國家資源和主權，以振興民族工業抵制外國經濟侵略。

1866年8月左宗棠移督陝甘后，見西北“羊毛駝絨均易購取”，是發展毛紡織工業的理想之地。然而，該地卻成為俄國的毛織品市場。由此他產生了中國自辦機器織呢廠的想法，提出了“以中華所產羊毛，就中華織成呢片，普銷內地”的主張，認為這樣，不僅“甘人自享其利”，而且還能“衣褐遠被各省”。於是，他籌銀30萬兩，派員向德商訂購紡織呢絨全套設備，於1880年在蘭州設廠開工。左宗棠創蘭州織呢局，雖有為充實軍中被服之用的目的，但更多的是從經濟利益著眼，看到了產品對國內市場既有利券可操，又可抵制洋貨進口。

蘭州織呢局，是左宗棠在軍民兼顧思想指導下所開的由軍用向民用過渡性質的一個企業。這個企業，是他抵制俄國毛織品進口，以國產原料從事生產，自產自銷的第—次嘗試。這比李鴻章的上海機器織布局早了十年。

左宗棠抵制外國侵略，發展民族經濟的思想，還表現在開礦和辦電報及鐵路事業上。他反對外資在華開採礦藏的態度是鮮明的。在19世紀60年代，英、美等國都曾提出要求在華開礦。當時清政府內部對此看法不同。以採煤為例，曾國藩、李鴻章認為“可以試辦”“似尚近理”，而末加否定，獨左宗棠堅決反對，主張自開。關於電報和鐵路事業，左宗棠也一直堅持著捍衛民族利益的立場。

其六是主張廣泛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提高生產力。

在創辦福州船政時，從西方國家引進了大量的先進設備和技術，並聘請很多外國專家。此后到了西北，興辦甘肅制造局、蘭州織呢廠，以及試行開礦、冶金等，都是為了發展經濟，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

其七是把制造輪船作為制造其他機器的“母機”看待，“由此推廣而制作”。

左宗棠說：“夫使學造輪船而盡得一輪船之益，則自造不如雇買聊濟之需”，這話從反面說明了學造輪船的目的，決不是僅僅是造一艘船，而之所以學造輪船，就是要使它“相衍於無窮”，成為能制造機器的機器，即是“母機”——“至輪車機器、造鐵機器，皆從造船機器生出。”左宗棠對造船工業是綜合性的科學技術的觀點，與同時代的寫《反杜林論》名著的恩格斯觀點相符合：“現代的軍艦不僅是現代大工業的產物，而且同時還是現代大工業的縮影，是一個浮在水上的工廠”……左宗棠說：“如能造船，則由此推廣而制作，無所不可。”有它，足以建立自己的機器制造工業。

其八是重視實地調查、因地制宜的農業經濟思想。

左宗棠不僅提倡開辦新式工業企業，而且主張因地制宜地發展農副業生產。他的這一農業經濟思想通過他在西北地區任職期間多方面的農業實踐得到了體現。比如，西北地處邊陲，人口稀少，百姓貧困，又經過多年戰亂，許多地方“有地無人耕種”，特別是糧食缺乏，運輸困難，左宗棠為了恢復當地生產，解決軍民糧食需要，採取了一路進軍一路屯田的政策，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便是一例。

其九是積極進取，有所作為，立足於自強、自主、自力。

其十是目光深邃，對近代企業支持民辦反對官辦。（按：官辦實是官僚辦非國辦）

這是更值得贊許的光輝的經濟思想，不必贅言讀者自明。

左宗棠非常重視以儒學為正統地位的傳統封建教育，但又能夠正視西學東漸的影響並順應近代化的潮流，大力強調興辦近代教育。

他在在福州設立正誼書院，重新校刊儒家典籍“百數十卷”，以這些儒學著述為書院的教材，並“親課諸生”。

他為至公堂和柳湖題寫匾額，在陝、甘等地注意恢復和新建一些“義學”，主張以《小學》來灌輸“入塾童子”。他指出：“塾師非僅因安置寒士起見，興教非僅因文章科第起見。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次第節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規模，經正民興，人才從此出，風俗亦從此厚矣。覽諸生所陳義學條規，鮮有見及者。須知自洒掃應對至希聖希天，下學上達，皆是一貫。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講求《幼儀》《弟子職》，而歸重於《小學》一書，方為得之。”左宗棠還“設局鄂省，影刊《四書》《五經》《小學》善本，分布各府廳州縣。師行所至，飭設立漢、回義塾，分司訓課，冀耳濡目染，漸移陋習，仍復華風”。

左宗棠十分重視弘揚民族氣節，曾在蘭州修建碧血碑，親書文天祥的《正氣歌》。他還注重刊刻儒學典籍以供“勸學”之需，籌措款額，在浙江刻書。左宗棠“敬教勸學”，目的在於保護古籍，傳之不絕，從思想文化上求得清王朝的“中興”﹔他所刊刻的書籍，也主要是一些儒家經典特別是理學典籍。但是，他在戰后典籍焚毀散佚的情況下，提倡並親身參與古籍的整理刊刻，使一些“絕學孤本”不致失傳，並為此而招致了一批文人學士，培養了一批刻書工匠。這對於保存祖國歷史文化遺產，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應予充分肯定。

在左宗棠的積極倡導下，其轄區內“興教勸學”的風氣一度高漲。特別是陝、甘地區，在左宗棠任總督期間，僅從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緒六年(1880年)的11年時間內，就新辦或修復重辦書院30余所，創設各級各類義學320余所，至於刊刻發給學生的教材就不計其數了。左宗棠在收復新疆后，“與南北兩路在事諸臣籌商，飭各局員、防營多設義塾，並刊發《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四字韻語》及雜字各本以訓蒙童，續發《孝經》《小學》課之誦讀，兼印楷書仿本令其摹寫，擬諸本讀畢，再頒行《六經》，俾與講求經義”。

左宗棠在他與發展教育有關的活動中，令他最為得意、也是其改革頗有成效的事情是甘肅鄉試“分闈”。“闈”，是科舉考試的考場。甘肅自康熙二年(1663年)從陝西劃出建省后，在210多年內向與陝西合並舉行鄉試，貢院設在西安。這樣，“甘省距陝道阻且長，而鄉試必須赴陝”，難度很大。左宗棠上奏陳述了請分甘肅鄉闈並分設學政的理由，“諸生獲得府廳州縣學籍后，竟有畢生不能赴鄉試者，窮經皓首，再也沒有參加考試的機會，這是多麼可惜和令人感嘆啊！”終於得到了批准。

左宗棠曾多次強調說：外國之所以有“日新月異”的發展，是因為他們的教育制度和方法，引導學生將其聰明才智集中鑽研於“藝事”，“其藝事獨擅，乃顯於其教矣”。這就是差別所在。中國不能安於這種現狀，而應向外國學習，培養“聰明才力兼收其長”的有用人才，數年之后，“彼之所長皆我之所長”，也就“國恥足以振”，不致再受外國欺侮了。他論証了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引進現代化的機器生產並不是“失體”。相反，應急起直追，老老實實向西方學習。他說：“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其人，中不如西，學西可也。”

左宗棠關於中不如西、學西是當務之急，將智慧要用對地方等一系列論述，切中了中國士大夫空言義理，將智慧運用於“虛”的要害。

左宗棠學西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器物文化方面，即從器物上承認中國不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步，把西方的藝事置於所學的范圍之內。在左宗棠看來，外國的“長技”主要有輪船、火器、機器、開礦、電報、鐵路以及語言、文字等，他多有述及。事實正是如此，這些都是西方大工業和近代文明的主要標志，是生產力大幅度提高、社會飛速進步的助推器。

作者簡介

陳明福，1937年8月生，浙江寧波人。原海軍大連政治學院專業技術四級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員，遼寧傳記文學學會理事，大連市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頒獎會上，與獲傳記文學中篇獎者之一、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濮存昕合影

已出版專著、作品36部，逾1200萬字，還有多部待出。已出版的有《“重慶”艦舉義紀實》《海疆英魂》等四部中華名艦系列，《杞憂集》等三本雜文，《朱可夫兵法》等兩部軍事謀略論著，《古今海戰》等七本海洋科普讀物，《古今海戰》獲第五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滄桑旅順口》等五部紀實文學，《晚清名將左宗棠全傳》《蘇東坡大傳》等六部人物傳記。2013年6月，《晚清名將左宗棠全傳》獲五年一評的第四屆中國優秀傳記文學作品獎。頒獎詞曰：“古稀之年的陳明福，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充沛的激情，歷時六載，尋著晚清名將、中興名臣左宗棠的足跡遍訪關內塞外、天山南北、萬裡海疆，查閱搜集了數千萬字的史料和不少趣聞軼事。作品氣勢恢弘，文筆流暢，敘事生動，成功塑造了左宗棠鮮明的人物性格，展現了這位民族英雄傳奇的人生歷程，填補了百余年來在左宗棠傳記寫作中的缺憾和不足，並對有關左宗棠的種種爭議，亦力求給予客觀公允的評價。”2012年被評選為大連市文藝界“十位有影響的人物”。2018年8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了徐錦庚著的40萬字長篇報告文學《大器晚成》，《人民日報》9月7日副刊發表《以沉雄之筆寫崢嶸歲月》1700字的評論文章，《浙江日報》也發了張宏圖的評論。《現代金報》發表張登貴《一部書，兩個人》的評述，《寧波日報》《衢州日報》等轉載。結語是：中國，太需要這樣有品格的知識分子了！  

來源：東岳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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