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公清正廉潔“天下人皆信之”

中國有句做人要正派公道、不可取不義之財的口頭語， 這便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就是說，對於錢財，不論小人、君子都是愛的，只是“取”的方式方法有“無道”和“有道”之別。左宗棠從舉人一下子便當上了巡撫和總督這樣的大官，本來可以大發橫財，但他為官之后有個顯著特點，就是對“無道”之財“一芥不取”﹔而對“有道”之財呢？有的不取，有的取之為公，“化私為公”從不記賬。

古今中外，都有數不清的貪官、贓官慣用“化公為私”，有幾人聽說過“化私為公”這個詞？有多少這樣“缺心眼”的人？而左宗棠“化私為公”的事例多得確實是不勝枚舉。他的妻子周夫人在福州時曾提醒他：你這樣公私不分，將來有人要查你賬時怎麼辦？他尷尬地笑笑，說：“錢怎麼花的我都沒有記，那隻好憑天地良心了。”

左宗棠在西北時的留影（外國人拍攝）

“憑天地良心”的事多得不可勝數，現略舉幾例。

1876年春，年已65歲的左宗棠，在行轅移至肅州前，將后方的各種事務托付給劉典。一天，他忽然又命人去找劉典。劉典匆匆趕來，問道：“閣帥，一定有什麼急事吧？”

左宗棠笑道：“克庵兄，你當后勤總管，沒有錢不好辦事吧？我今天要移交一筆巨款給你哩！”劉典迷惑地問道：“閣帥一向廉潔奉公，不貯私財，哪裡來的巨款？胡雪岩借的那筆洋款近已交割明白了，莫不是……”劉典見左宗棠詭秘地一笑，便把話打住了。

左宗棠說道：“人們常說：‘天上不會掉餡餅’，這個大餡餅，就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你隨我去看一看就明白了。”

於是，左宗棠與劉典兩人各帶著隨從來到衙門的庫房，找到“平”字房，左宗棠命人打開，下屬查核了半天，先捧出個大冊子，對左宗棠說道：“閣帥，這是‘平’字房建庫以來的賬目。”

左宗棠接過來，順手遞給劉典，吩咐道：“開裡庫！”

下屬又將厚厚的裡庫鐵門打開，左宗棠拉著劉典往裡走，劉典一看，原來是銀庫，就更是有些糊涂了。左宗棠也不解釋，命人清點銀兩，二人在一旁坐著看，下屬點查了好幾個時辰，方才報道：“稟大人，白銀三十八萬四千五百一十八兩。”

左宗棠一聽轉向劉典說：“克庵，我今天把這筆款如數交付給你了，你可要重新點清呀！”劉典看了老半天，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便問道：“閣帥，你到底是唱的哪一出戲呀？”

左宗棠笑道：“克庵，你可知道陝甘總督有一個兼職麼？”

劉典問道：“這兼職是什麼？”左宗棠道：“這個兼職呀，就叫‘茶馬使’。”

劉典一聽，似乎有點明白，進一步問道：“是不是專管回民、維民、蒙古各部以馬換茶此個事務之職？”左宗棠連連點頭答道：“是呀，你還不知道吧，兼顧‘茶馬使’還多一份俸祿呢！”

原來，茶是西北地區老百姓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但是，當地並不出產茶葉。於是，從唐代起，邊區的少數民族就用馬到內地來換取茶葉。物以稀為貴，久而久之，茶葉成了政府控制邊區少數民族的重要手段。民間的易貨貿易改由官方來統一辦理，而直接督辦此事的一般都是陝甘總督，這已經成為慣例。“茶馬使”是一個肥缺，許多總督以此大發橫財。為了讓兼職者能夠秉公辦事，朝廷每年都要給予一定的俸祿，左宗棠也每年按例去領取兼俸，但是從未花過一分。

“克庵，朝廷待我們不薄，正俸之外，還有此俸。但是我愧對此俸，不能作為‘外快’。這三十多萬兩銀子，是10年之久的積蓄，如今老夫要出關督師，此去恐怕難以生入玉門關，此銀就留給陝甘百姓，切切記住，萬不可用作西征軍費，待下任總督到任時，交點清楚，以備西北急需之用！”

劉典知道了這一實情，感動得熱淚盈眶，唏噓不已，他頻頻頷首，一時說不出話。

劉典遵囑一直妥善保管此筆款項，留給后任。后來，在建造蘭州黃河大鐵橋時，主要費用就是這筆錢。再后來，台灣報紙把左宗棠的這38萬多兩銀子稱之為“左氏基金”，而把蘭州黃河大鐵橋稱為“左公橋”。

光緒三年（1877），左宗棠繼續擔任陝甘總督。他在蘭州城外的西北角，修建了一座貢院，在院外構筑了一段長約240多丈的外城。同時，左宗棠還把原來的外城做了徹底的整修，城根深和寬都有一丈多，頂部寬約八尺多。城壕嚳寬也有二三丈。

這一工程，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時間，總投資近10萬兩白銀，用工170多萬個。由於左宗棠動用自己的部隊，所以工程投資實際上隻成了材料投資。加上左宗棠又處處節儉，所以，材料也隻用了3000多兩白銀。

這麼大的工程，花了這麼點錢，這在當時是前所未有的。可是，當這一工程決算報到工部時，卻被工部以不符合規定駁回。按當時的規定，修建城垣有修建城垣的造價標准，隻有按這一標准，才算是符合要求，工部才予以核准報銷。可是，如果按工部的要求去做，就必須做假賬，而做假賬的結果則是國家還要拿出上萬兩白銀。在這種情況下，左宗棠從自己俸祿中拿出4000兩白銀，做了工程材料費。

對於朝廷這種不合情理的做法，左宗棠一笑置之。但他卻上了一個《補修蘭州城垣工竣在事出力員弁請擇優保獎折》，對部屬做出的成績及時表彰，以示鼓勵，而對自己填支工程費4000兩白銀一字不提。

在左宗棠離開陝甘赴任軍機大臣時，管理西征糧台的沈應奎，准備把一筆“陝西甘捐尾款積存”贈送給他，“移濟都寓之乏”，被左宗棠婉言謝絕。他說：

近時於別敬概不敢受，至好新契之例贈者亦概謝之，非為介節自將，人已本無二致，亦俸外不收果實，義有攸宜。至甘捐尾款，儲為關隴不時之需，以公濟公，於事為合。（《左宗棠全集》第12冊，書信三，第690頁）

他不僅堅決不收這筆本來可以接收的錢，將這筆錢備“關隴不時之需”，而且也一概謝絕好友饋贈。在公與私問題上，人們聽到種種化公為私的說法，而“以公濟公，於事為合”之說，是左宗棠首創。

左宗棠還常常“以私濟公”。船局開辦之初經費緊張，他一次出薪銀六萬兩資助。

如果說左宗棠把朝廷給的兼職俸祿留給邊疆人民，不拿兼餉﹔對別人送來的取之有理有道的“尾數”分文不收﹔遇到“失誤”之事，掏自己的錢作賠損失，都屬於一個清官的“本分”，體現了自己為官清廉的品質的話，那麼，自己掏腰包來給國家辦事，自己的錢都花在公事、公益上，這種“化私為公”的做法恐怕在歷史上、在現實生活中都是罕見的。

光緒六年夏，左宗棠《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書中，述了有一次問洋人福克“制輪船有無奇器”？答雲“水雷、魚雷最好”。詢其價值，答雲“水雷—具需銀五兩，魚雷則需銀二百兩外”。

宗棠因見《西國近事匯編》所載與福克之言相符，立托為購辦水雷二百具，魚雷二十具，交胡光墉（雪岩）分送閩、浙兩省，備防海之需。其價銀則由陝甘廉項劃兌。當即分別咨行，並囑福克函致泰來洋行迅速運致，俾濟要需。已於七月中旬先后發遞矣。（《左宗棠全集》第12冊，書信三，第639頁）

這是一段在中國甚至世界書籍文獻中罕見的奇文奇事，筆者細讀后從“不可思議”到“靈魂震憾”——個人出錢為國家買新武器、固海防！

為防御洋人入侵左公自費購買水雷發放沿海

左宗棠在浙江巡撫任內，“所得養廉銀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賑民”。寧波海關有巡撫平余銀8000兩，循例解往，他說：“今日之我，無需於此。款本可裁，然裁之則后任將不給於用。不可以我獨擅清名，而致他人於困境。”這話是說，這筆錢，對他來說，不需要，可以裁，但裁之后，后任也將無此款了，於是接受下來，將它轉給了賑撫局。

他還以“廉項”支持甘肅會試學生上京赴考，填支福州船政局虧空，不給從遠道找上門來求官做事的親友謀職。

在金錢面前最能看出一個人的本質，而本質又直接影響此人的人生軌跡。左宗棠受過貧困的折磨，應該說對錢的重要性有深切的體驗，然而他對錢的本質有更深刻的認識，進而悟到錢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它決不是局限於個人與家庭。他具有與眾不同的思想與見解：

無錢不可，錢多也不妙﹔人生需錢，但不在錢多﹔錢多了怎麼花？用在資助窮苦人和公益事業中。

理解了左宗棠的深刻思想與高尚品德，我們再來讀一段《清史稿》中的話，就能窺見他的偉大而崇高的心靈。

胡林翼謂公“一錢不私於己，不獨某信之，天下人皆信之”﹔曾作書告湖南曰：“‘左公不顧家，請歲籌三百六十金以贍其私。’曾國藩見其所居幕狹小，為別制二幕貽之，其儉廉若此”。（《清史稿》列傳199，12035頁）

作者簡介

陳明福，1937年8月生，浙江寧波人。原海軍大連政治學院專業技術四級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員，遼寧傳記文學學會理事，大連市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陳明福請教中國史學會會長、《清史》編篡委員會主任戴逸教授

已出版專著、作品36部，逾1200萬字，還有多部待出。已出版的有《“重慶”艦舉義紀實》《海疆英魂》等四部中華名艦系列，《杞憂集》等三本雜文，《朱可夫兵法》等兩部軍事謀略論著，《古今海戰》等七本海洋科普讀物，《古今海戰》獲第五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滄桑旅順口》等五部紀實文學，《晚清名將左宗棠全傳》《蘇東坡大傳》等六部人物傳記。2013年6月，《晚清名將左宗棠全傳》獲五年一評的第四屆中國優秀傳記文學作品獎。頒獎詞曰：“古稀之年的陳明福，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充沛的激情，歷時六載，尋著晚清名將、中興名臣左宗棠的足跡遍訪關內塞外、天山南北、萬裡海疆，查閱搜集了數千萬字的史料和不少趣聞軼事。作品氣勢恢弘，文筆流暢，敘事生動，成功塑造了左宗棠鮮明的人物性格，展現了這位民族英雄傳奇的人生歷程，填補了百余年來在左宗棠傳記寫作中的缺憾和不足，並對有關左宗棠的種種爭議，亦力求給予客觀公允的評價。”2012年被評選為大連市文藝界“十位有影響的人物”。2018年8月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了徐錦庚著的40萬字長篇報告文學《大器晚成》，《人民日報》9月7日副刊發表《以沉雄之筆寫崢嶸歲月》1700字的評論文章，《浙江日報》也發了張宏圖的評論。《現代金報》發表張登貴《一部書，兩個人》的評述，《寧波日報》《衢州日報》等轉載。結語是：中國，太需要這樣有品格的知識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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