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经济文化教育利国惠民

左宗棠在经济思想方面，不乏超于同时代人的高明之处、闪光之点。

其一是具有正确的义利观，主张“开利之源”“教民兴利”，兴“公家之利”。

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以来，“罕言利”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甚至越到后来越加伪善地反对所谓“言利”之人，实际上却在进行穷凶极恶地掠夺和榨取。左宗棠用一“利”字概括阶级社会人们一切活动的目的，是对封建统治者“不言利”的虚伪性的深刻揭露，也与同时代的德国大学问家马克思的观点不谋而合：“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左宗棠曾写过一篇《名利说》，对正常的、“有道”的、合法求利手段定范围，认为是天经地义、堂堂正正的。他说：凡是求利的人者各有方式和办法，一般说来都是以其财与力进行交易，这是合情合理的求利手段。卑鄙之人，他们求利，不以其财与力，是以不要自己的廉耻和低下的人格换来的。

其二是一贯的重农思想，把农业视作国计民生之本。

左宗棠发展农牧业以兴利的思想，也即是他“教种桑棉为养民务本之要”的具体化，是立足于农业的多种经营能够为对外贸易提供更多的商品。他说，“我以互市为利者，不能多销外国之货，—其银多入于中国也”。他认为大力栽桑养蚕，种树制茶，种棉织布，均可兴中国固有之利，东南种蔗，并采西法以机器制糖，即能“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取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

根据西北干旱缺水的特点，左宗棠提出“治西北者，宜先水利”的主张；并且派人从国外购买开河、凿井机器，准备治河、打井，从根本上改变西北农业的落后状态，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

在农田耕作上，左宗棠提倡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他认为“区种”是比较好的方法，能够“治田少而得谷多”。但是“区种”必须解决水的问题，因此他特别强调水利建设，一向把农田水利视为与“民间赋命攸关”。他说，“保民之道，必以养民为先，六府之修，以水利为亟”；如果全国都能认真治水，兴修水利，使“水有所归，旱潦有备，垦荒成熟外，加以桑棉之利，则民可赡，又可易洋人银钱以供赋税”。

其三是有深切的重民思想，提出了“保民”“养民”“爱民”和“民可近不可狎”的正确主张。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主体是农民。在他看来，既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就要重视赖以维持这个国家存在的民众。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深谋远略，认为“保民之道，必以养民为先”“诚心爱民，其为民谋也”。

其四是主张通艺兴业，向西方学习，视人才是强国之本，大力培养本国通洋务和懂艺事的人才。

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说：古人把道与艺都视为“出于一原”，并未将其分割开来。既不能只言道不言艺，也不能“离道而言艺”。这实际上是在谈政治与生产技术的关系，艺不离道，是说生产技术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因此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左宗棠“道艺统一”的理论，有着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

其五是态度坚决保护国家资源和主权，以振兴民族工业抵制外国经济侵略。

1866年8月左宗棠移督陕甘后，见西北“羊毛驼绒均易购取”，是发展毛纺织工业的理想之地。然而，该地却成为俄国的毛织品市场。由此他产生了中国自办机器织呢厂的想法，提出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的主张，认为这样，不仅“甘人自享其利”，而且还能“衣褐远被各省”。于是，他筹银30万两，派员向德商订购纺织呢绒全套设备，于1880年在兰州设厂开工。左宗棠创兰州织呢局，虽有为充实军中被服之用的目的，但更多的是从经济利益着眼，看到了产品对国内市场既有利券可操，又可抵制洋货进口。

兰州织呢局，是左宗棠在军民兼顾思想指导下所开的由军用向民用过渡性质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是他抵制俄国毛织品进口，以国产原料从事生产，自产自销的第—次尝试。这比李鸿章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早了十年。

左宗棠抵制外国侵略，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还表现在开矿和办电报及铁路事业上。他反对外资在华开采矿藏的态度是鲜明的。在19世纪60年代，英、美等国都曾提出要求在华开矿。当时清政府内部对此看法不同。以采煤为例，曾国藩、李鸿章认为“可以试办”“似尚近理”，而末加否定，独左宗棠坚决反对，主张自开。关于电报和铁路事业，左宗棠也一直坚持着捍卫民族利益的立场。

其六是主张广泛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

在创办福州船政时，从西方国家引进了大量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并聘请很多外国专家。此后到了西北，兴办甘肃制造局、兰州织呢厂，以及试行开矿、冶金等，都是为了发展经济，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

其七是把制造轮船作为制造其他机器的“母机”看待，“由此推广而制作”。

左宗棠说：“夫使学造轮船而尽得一轮船之益，则自造不如雇买聊济之需”，这话从反面说明了学造轮船的目的，决不是仅仅是造一艘船，而之所以学造轮船，就是要使它“相衍于无穷”，成为能制造机器的机器，即是“母机”——“至轮车机器、造铁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左宗棠对造船工业是综合性的科学技术的观点，与同时代的写《反杜林论》名著的恩格斯观点相符合：“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左宗棠说：“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而制作，无所不可。”有它，足以建立自己的机器制造工业。

其八是重视实地调查、因地制宜的农业经济思想。

左宗棠不仅提倡开办新式工业企业，而且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农副业生产。他的这一农业经济思想通过他在西北地区任职期间多方面的农业实践得到了体现。比如，西北地处边陲，人口稀少，百姓贫困，又经过多年战乱，许多地方“有地无人耕种”，特别是粮食缺乏，运输困难，左宗棠为了恢复当地生产，解决军民粮食需要，采取了一路进军一路屯田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便是一例。

其九是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立足于自强、自主、自力。

其十是目光深邃，对近代企业支持民办反对官办。（按：官办实是官僚办非国办）

这是更值得赞许的光辉的经济思想，不必赘言读者自明。

左宗棠非常重视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传统封建教育，但又能够正视西学东渐的影响并顺应近代化的潮流，大力强调兴办近代教育。

他在在福州设立正谊书院，重新校刊儒家典籍“百数十卷”，以这些儒学著述为书院的教材，并“亲课诸生”。

他为至公堂和柳湖题写匾额，在陕、甘等地注意恢复和新建一些“义学”，主张以《小学》来灌输“入塾童子”。他指出：“塾师非仅因安置寒士起见，兴教非仅因文章科第起见。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次第节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规模，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览诸生所陈义学条规，鲜有见及者。须知自洒扫应对至希圣希天，下学上达，皆是一贯。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讲求《幼仪》《弟子职》，而归重于《小学》一书，方为得之。”左宗棠还“设局鄂省，影刊《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布各府厅州县。师行所至，饬设立汉、回义塾，分司训课，冀耳濡目染，渐移陋习，仍复华风”。

左宗棠十分重视弘扬民族气节，曾在兰州修建碧血碑，亲书文天祥的《正气歌》。他还注重刊刻儒学典籍以供“劝学”之需，筹措款额，在浙江刻书。左宗棠“敬教劝学”，目的在于保护古籍，传之不绝，从思想文化上求得清王朝的“中兴”；他所刊刻的书籍，也主要是一些儒家经典特别是理学典籍。但是，他在战后典籍焚毁散佚的情况下，提倡并亲身参与古籍的整理刊刻，使一些“绝学孤本”不致失传，并为此而招致了一批文人学士，培养了一批刻书工匠。这对于保存祖国历史文化遗产，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应予充分肯定。

在左宗棠的积极倡导下，其辖区内“兴教劝学”的风气一度高涨。特别是陕、甘地区，在左宗棠任总督期间，仅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的11年时间内，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30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320余所，至于刊刻发给学生的教材就不计其数了。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后，“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

左宗棠在他与发展教育有关的活动中，令他最为得意、也是其改革颇有成效的事情是甘肃乡试“分闱”。“闱”，是科举考试的考场。甘肃自康熙二年(1663年)从陕西划出建省后，在210多年内向与陕西合并举行乡试，贡院设在西安。这样，“甘省距陕道阻且长，而乡试必须赴陕”，难度很大。左宗棠上奏陈述了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的理由，“诸生获得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再也没有参加考试的机会，这是多么可惜和令人感叹啊！”终于得到了批准。

左宗棠曾多次强调说：外国之所以有“日新月异”的发展，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制度和方法，引导学生将其聪明才智集中钻研于“艺事”，“其艺事独擅，乃显于其教矣”。这就是差别所在。中国不能安于这种现状，而应向外国学习，培养“聪明才力兼收其长”的有用人才，数年之后，“彼之所长皆我之所长”，也就“国耻足以振”，不致再受外国欺侮了。他论证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引进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并不是“失体”。相反，应急起直追，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他说：“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其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

左宗棠关于中不如西、学西是当务之急，将智慧要用对地方等一系列论述，切中了中国士大夫空言义理，将智慧运用于“虚”的要害。

左宗棠学西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器物文化方面，即从器物上承认中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步，把西方的艺事置于所学的范围之内。在左宗棠看来，外国的“长技”主要有轮船、火器、机器、开矿、电报、铁路以及语言、文字等，他多有述及。事实正是如此，这些都是西方大工业和近代文明的主要标志，是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社会飞速进步的助推器。

作者简介

陈明福，1937年8月生，浙江宁波人。原海军大连政治学院专业技术四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辽宁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大连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颁奖会上，与获传记文学中篇奖者之一、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合影

已出版专著、作品36部，逾1200万字，还有多部待出。已出版的有《“重庆”舰举义纪实》《海疆英魂》等四部中华名舰系列，《杞忧集》等三本杂文，《朱可夫兵法》等两部军事谋略论著，《古今海战》等七本海洋科普读物，《古今海战》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沧桑旅顺口》等五部纪实文学，《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苏东坡大传》等六部人物传记。2013年6月，《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获五年一评的第四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颁奖词曰：“古稀之年的陈明福，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充沛的激情，历时六载，寻着晚清名将、中兴名臣左宗棠的足迹遍访关内塞外、天山南北、万里海疆，查阅搜集了数千万字的史料和不少趣闻轶事。作品气势恢弘，文笔流畅，叙事生动，成功塑造了左宗棠鲜明的人物性格，展现了这位民族英雄传奇的人生历程，填补了百余年来在左宗棠传记写作中的缺憾和不足，并对有关左宗棠的种种争议，亦力求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2012年被评选为大连市文艺界“十位有影响的人物”。2018年8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徐锦庚著的40万字长篇报告文学《大器晚成》，《人民日报》9月7日副刊发表《以沉雄之笔写峥嵘岁月》1700字的评论文章，《浙江日报》也发了张宏图的评论。《现代金报》发表张登贵《一部书，两个人》的评述，《宁波日报》《衢州日报》等转载。结语是：中国，太需要这样有品格的知识分子了！  

来源：东岳客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