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公清正廉洁“天下人皆信之”

中国有句做人要正派公道、不可取不义之财的口头语， 这便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就是说，对于钱财，不论小人、君子都是爱的，只是“取”的方式方法有“无道”和“有道”之别。左宗棠从举人一下子便当上了巡抚和总督这样的大官，本来可以大发横财，但他为官之后有个显著特点，就是对“无道”之财“一芥不取”；而对“有道”之财呢？有的不取，有的取之为公，“化私为公”从不记账。

古今中外，都有数不清的贪官、赃官惯用“化公为私”，有几人听说过“化私为公”这个词？有多少这样“缺心眼”的人？而左宗棠“化私为公”的事例多得确实是不胜枚举。他的妻子周夫人在福州时曾提醒他：你这样公私不分，将来有人要查你账时怎么办？他尴尬地笑笑，说：“钱怎么花的我都没有记，那只好凭天地良心了。”

左宗棠在西北时的留影（外国人拍摄）

“凭天地良心”的事多得不可胜数，现略举几例。

1876年春，年已65岁的左宗棠，在行辕移至肃州前，将后方的各种事务托付给刘典。一天，他忽然又命人去找刘典。刘典匆匆赶来，问道：“阁帅，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左宗棠笑道：“克庵兄，你当后勤总管，没有钱不好办事吧？我今天要移交一笔巨款给你哩！”刘典迷惑地问道：“阁帅一向廉洁奉公，不贮私财，哪里来的巨款？胡雪岩借的那笔洋款近已交割明白了，莫不是……”刘典见左宗棠诡秘地一笑，便把话打住了。

左宗棠说道：“人们常说：‘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个大馅饼，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随我去看一看就明白了。”

于是，左宗棠与刘典两人各带着随从来到衙门的库房，找到“平”字房，左宗棠命人打开，下属查核了半天，先捧出个大册子，对左宗棠说道：“阁帅，这是‘平’字房建库以来的账目。”

左宗棠接过来，顺手递给刘典，吩咐道：“开里库！”

下属又将厚厚的里库铁门打开，左宗棠拉着刘典往里走，刘典一看，原来是银库，就更是有些糊涂了。左宗棠也不解释，命人清点银两，二人在一旁坐着看，下属点查了好几个时辰，方才报道：“禀大人，白银三十八万四千五百一十八两。”

左宗棠一听转向刘典说：“克庵，我今天把这笔款如数交付给你了，你可要重新点清呀！”刘典看了老半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问道：“阁帅，你到底是唱的哪一出戏呀？”

左宗棠笑道：“克庵，你可知道陕甘总督有一个兼职么？”

刘典问道：“这兼职是什么？”左宗棠道：“这个兼职呀，就叫‘茶马使’。”

刘典一听，似乎有点明白，进一步问道：“是不是专管回民、维民、蒙古各部以马换茶此个事务之职？”左宗棠连连点头答道：“是呀，你还不知道吧，兼顾‘茶马使’还多一份俸禄呢！”

原来，茶是西北地区老百姓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但是，当地并不出产茶叶。于是，从唐代起，边区的少数民族就用马到内地来换取茶叶。物以稀为贵，久而久之，茶叶成了政府控制边区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民间的易货贸易改由官方来统一办理，而直接督办此事的一般都是陕甘总督，这已经成为惯例。“茶马使”是一个肥缺，许多总督以此大发横财。为了让兼职者能够秉公办事，朝廷每年都要给予一定的俸禄，左宗棠也每年按例去领取兼俸，但是从未花过一分。

“克庵，朝廷待我们不薄，正俸之外，还有此俸。但是我愧对此俸，不能作为‘外快’。这三十多万两银子，是10年之久的积蓄，如今老夫要出关督师，此去恐怕难以生入玉门关，此银就留给陕甘百姓，切切记住，万不可用作西征军费，待下任总督到任时，交点清楚，以备西北急需之用！”

刘典知道了这一实情，感动得热泪盈眶，唏嘘不已，他频频颔首，一时说不出话。

刘典遵嘱一直妥善保管此笔款项，留给后任。后来，在建造兰州黄河大铁桥时，主要费用就是这笔钱。再后来，台湾报纸把左宗棠的这38万多两银子称之为“左氏基金”，而把兰州黄河大铁桥称为“左公桥”。

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继续担任陕甘总督。他在兰州城外的西北角，修建了一座贡院，在院外构筑了一段长约240多丈的外城。同时，左宗棠还把原来的外城做了彻底的整修，城根深和宽都有一丈多，顶部宽约八尺多。城壕喾宽也有二三丈。

这一工程，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总投资近10万两白银，用工170多万个。由于左宗棠动用自己的部队，所以工程投资实际上只成了材料投资。加上左宗棠又处处节俭，所以，材料也只用了3000多两白银。

这么大的工程，花了这么点钱，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可是，当这一工程决算报到工部时，却被工部以不符合规定驳回。按当时的规定，修建城垣有修建城垣的造价标准，只有按这一标准，才算是符合要求，工部才予以核准报销。可是，如果按工部的要求去做，就必须做假账，而做假账的结果则是国家还要拿出上万两白银。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从自己俸禄中拿出4000两白银，做了工程材料费。

对于朝廷这种不合情理的做法，左宗棠一笑置之。但他却上了一个《补修兰州城垣工竣在事出力员弁请择优保奖折》，对部属做出的成绩及时表彰，以示鼓励，而对自己填支工程费4000两白银一字不提。

在左宗棠离开陕甘赴任军机大臣时，管理西征粮台的沈应奎，准备把一笔“陕西甘捐尾款积存”赠送给他，“移济都寓之乏”，被左宗棠婉言谢绝。他说：

近时于别敬概不敢受，至好新契之例赠者亦概谢之，非为介节自将，人已本无二致，亦俸外不收果实，义有攸宜。至甘捐尾款，储为关陇不时之需，以公济公，于事为合。（《左宗棠全集》第12册，书信三，第690页）

他不仅坚决不收这笔本来可以接收的钱，将这笔钱备“关陇不时之需”，而且也一概谢绝好友馈赠。在公与私问题上，人们听到种种化公为私的说法，而“以公济公，于事为合”之说，是左宗棠首创。

左宗棠还常常“以私济公”。船局开办之初经费紧张，他一次出薪银六万两资助。

如果说左宗棠把朝廷给的兼职俸禄留给边疆人民，不拿兼饷；对别人送来的取之有理有道的“尾数”分文不收；遇到“失误”之事，掏自己的钱作赔损失，都属于一个清官的“本分”，体现了自己为官清廉的品质的话，那么，自己掏腰包来给国家办事，自己的钱都花在公事、公益上，这种“化私为公”的做法恐怕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罕见的。

光绪六年夏，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书中，述了有一次问洋人福克“制轮船有无奇器”？答云“水雷、鱼雷最好”。询其价值，答云“水雷—具需银五两，鱼雷则需银二百两外”。

宗棠因见《西国近事汇编》所载与福克之言相符，立托为购办水雷二百具，鱼雷二十具，交胡光墉（雪岩）分送闽、浙两省，备防海之需。其价银则由陕甘廉项划兑。当即分别咨行，并嘱福克函致泰来洋行迅速运致，俾济要需。已于七月中旬先后发递矣。（《左宗棠全集》第12册，书信三，第639页）

这是一段在中国甚至世界书籍文献中罕见的奇文奇事，笔者细读后从“不可思议”到“灵魂震憾”——个人出钱为国家买新武器、固海防！

为防御洋人入侵左公自费购买水雷发放沿海

左宗棠在浙江巡抚任内，“所得养廉银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赈民”。宁波海关有巡抚平余银8000两，循例解往，他说：“今日之我，无需于此。款本可裁，然裁之则后任将不给于用。不可以我独擅清名，而致他人于困境。”这话是说，这笔钱，对他来说，不需要，可以裁，但裁之后，后任也将无此款了，于是接受下来，将它转给了赈抚局。

他还以“廉项”支持甘肃会试学生上京赴考，填支福州船政局亏空，不给从远道找上门来求官做事的亲友谋职。

在金钱面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而本质又直接影响此人的人生轨迹。左宗棠受过贫困的折磨，应该说对钱的重要性有深切的体验，然而他对钱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进而悟到钱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它决不是局限于个人与家庭。他具有与众不同的思想与见解：

无钱不可，钱多也不妙；人生需钱，但不在钱多；钱多了怎么花？用在资助穷苦人和公益事业中。

理解了左宗棠的深刻思想与高尚品德，我们再来读一段《清史稿》中的话，就能窥见他的伟大而崇高的心灵。

胡林翼谓公“一钱不私于己，不独某信之，天下人皆信之”；曾作书告湖南曰：“‘左公不顾家，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赡其私。’曾国藩见其所居幕狭小，为别制二幕贻之，其俭廉若此”。（《清史稿》列传199，12035页）

作者简介

陈明福，1937年8月生，浙江宁波人。原海军大连政治学院专业技术四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辽宁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大连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陈明福请教中国史学会会长、《清史》编篡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

已出版专著、作品36部，逾1200万字，还有多部待出。已出版的有《“重庆”舰举义纪实》《海疆英魂》等四部中华名舰系列，《杞忧集》等三本杂文，《朱可夫兵法》等两部军事谋略论著，《古今海战》等七本海洋科普读物，《古今海战》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沧桑旅顺口》等五部纪实文学，《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苏东坡大传》等六部人物传记。2013年6月，《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获五年一评的第四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颁奖词曰：“古稀之年的陈明福，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充沛的激情，历时六载，寻着晚清名将、中兴名臣左宗棠的足迹遍访关内塞外、天山南北、万里海疆，查阅搜集了数千万字的史料和不少趣闻轶事。作品气势恢弘，文笔流畅，叙事生动，成功塑造了左宗棠鲜明的人物性格，展现了这位民族英雄传奇的人生历程，填补了百余年来在左宗棠传记写作中的缺憾和不足，并对有关左宗棠的种种争议，亦力求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2012年被评选为大连市文艺界“十位有影响的人物”。2018年8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徐锦庚著的40万字长篇报告文学《大器晚成》，《人民日报》9月7日副刊发表《以沉雄之笔写峥嵘岁月》1700字的评论文章，《浙江日报》也发了张宏图的评论。《现代金报》发表张登贵《一部书，两个人》的评述，《宁波日报》《衢州日报》等转载。结语是：中国，太需要这样有品格的知识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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