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军经武三路进兵锋指伊犁

左宗棠闻崇厚签订此约，极为愤怒。1879年12月4日(十月二十一日)，左宗棠在向清廷奏《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时，又向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在这一折一信中，首先揭露俄国侵略的严重影响：

俄国将伊犁“已视为己有，若此蚕食不已，新疆全境将有日蹙百里之势，而秦陇燕晋边防且将因之益急。彼时徐议筹边，正恐劳费不可殚言，大局已难复按也”。且俄人专尚诈力，不以信义为重，“不特异日无以制凭陵，即目前亦无结束。若不及时整理，坐视边患日深，殊为非计”。

接着，他痛陈崇厚所订条约的危害，认为俄国虽名还伊犁，实际是：“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西南皆为俄有，“孤注万里，何以图存”?“自此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官军接收堕具圈内，故不能—朝居耳！虽得必失，庸有幸乎？”

“是先之议论尚是空谈，继之以兵威乃有结束也。”

12月14日，左宗棠上奏《复陈李鸿章所奏各节折》，严词驳斥李鸿章的种种无耻言论，更强调对俄侵略决不能退缩。他说：

俄自窃踞伊犁以来，无日不以损中益西为务，蓄机已深。此次崇厚出使，乃始和盘托出。若仍以含糊模棱之见应之，我退而彼益进，我俯而彼益仰，其祸患殆将靡所止极，不仅西北之忧也。

在这里，他对俄国的侵略本性看得极为深透，认为从这次崇厚出使中他们心怀叵测已“和盘托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若仍以“含糊模棱之见应之”，那么必定是我愈退彼愈进，我愈俯彼愈仰，祸患无穷，不仅是西北之忧，内地也将不保。他斥责李鸿章，就像庸医给人治痞病：

但顾目前，不敢用峻利之剂，则痞症与人相终始，无复望其有病除身壮之一日。今日中俄之势，何以异此？

按这个庸医治痞病的方子继续治下去，此病根永远难除，无望“有病除身壮之一日”。这个比喻，是十分尖锐和确切的。他向清政府提出：“伏望于崇厚复命之日，将所议各款下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六部九卿及将军督抚臣会议，孰准孰驳，各本所见条举以闻。”他在最后说：数月来，他奏密谕，又见总理衙门各疏，“微言大义，深切著明，足令外人心折，应宣示者，亦予宣示。”计划，策略，政策，“天下之大公，何庸秘密？”公诸于世，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可以扬国威，正视听。

左宗棠对伊犁问题的主张和态度，对清廷于崇厚所订条约的决断起了重要作用。12月17日，清政府收到左宗棠的一折一信后，就发布上谕，谓左宗棠所奏：

“洞澈利害，深中款要。该督所称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自是刚柔互用之意，所有新疆南北两路边防事宜，即着该督预筹布置，以备缓急之用。将来操纵机宜，该督必能通筹全局，谋定后动。（《清实录》53）

12月26日，左宗棠驳李的奏折到北京。其后第七天，即1880年1月2日，清政府将崇厚革职议处，并如左宗棠所建议的那样，将崇厚所订条约交各部议奏。

1880年2月19日(光绪六年元月初十日)，清政府向俄国发出国书，说崇厚所议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事多窒碍难行”，故再派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希派员与之“和衷商办”。

清政府根据左宗棠等人的建议，采取这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正确决策，极大地打击了沙俄的侵略气焰，使收回伊犁谈判由崇厚转到曾纪泽身上。左宗棠亦转入以武力支持曾纪泽赴俄谈判的新阶段。

如果说，收回伊犁由左宗棠主办到崇厚使俄，再到改派曾纪泽使俄重谈走了一个“之”字形，否定崇约改派曾纪泽是一个重大转折的话，那末，俄国怕它攫取刚要到手的权益有被丧失的危险，从而一手制造了战争一触即发的伊犁危机，使收回伊犁的局势极为严峻！

清政府拒绝接受《里瓦吉亚条约》和惩办崇厚，立即激起沙俄政府的狂怒。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80年1月3日)，沙俄代办凯阳德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并以下旗返国、断绝外交关系相威胁；另外，又在中俄边境部署陆海军，施加军事压力。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面对沙俄的巨大军事压力，清政府也被迫采取相应的对策，命令左宗棠赴西北统筹战守，同时调直隶驻军开往东北加强边防。

当时，俄国强行要清政府照崇厚所订条约办理，除了政治讹诈外，还在我国东北边境增调兵力，在海上调遣军舰到我国海面游弋，还在上海邀各国在华兵船进行武力示威。

在西北，更是它制造战争的重点地区。如伊犁地区，在1880年上半年有步骑78个连，兵员11500多人，比它侵占伊犁时兵力2000人增加了5倍多。此外，还准备从西伯利亚征调步骑9000多人，从费尔干纳向喀什噶尔边境派出的兵力有4600多人。而且，驻伊犁的侵略军在积极进行战争准备，有的“越界放哨探路”，甚至“越界屯驻”；有的如库罗巴特金指挥的军队，“只要—声令下就可以前进！”有的甚至叫喊：“我们的一个连能打败—千个中国人！”因而认为：“中国人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

不仅如此，坐镇塔什干的考夫曼还召见伯克胡里—伙，要其纠集匪徒侵犯喀什噶尔，驱除华人，恢复“七城汗国”。俄国还准备“—旦与中国彻底决裂，于1881年初就会发起对准噶尔的猛烈进攻”。

沙俄的战争气焰，虽然如黑云压城之势，但我国各族军民毫不畏惧，也决不示弱。“北京城厢内外，自去岁俄事起，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四川总督丁宝桢建议加强东北防务，主张“强忍力争，百折弥固”，还向清廷表示：“愿以犬马微躯一登俄人之堂”，“虽万死亦何所惜。”更有表现民族气节与豪情的驻扎在内地的提督雷正绾，他写信给左宗棠，要求与左大帅“并辔出关”！真可谓，同仇敌忾御外侮，岂是“堂堂中国空无人”？！

与李鸿章等朝廷重臣被俄国气势汹汹所吓倒相反，左宗棠冷静而客观地分析敌我形势，知己知彼，胸有成竹，毫不畏惧，并有必胜之信念。

左宗棠分析当时形势，认为“非用兵收取伊犁”不可。他坚决主战，并非反对和谈，主动挑起战争，而是“静以待之”，“慎以图之”，以备战为谈判的后盾，应付俄国的战争讹诈。贝尔斯评论说：

“仔细研究左宗棠这期间的言论，会发现他并不打算看到中国陷入一场与俄国的战争中去，但他清楚地认识到军队辅助外交的重要价值。”

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就说：

余看爵相马、步两军并一切枪炮，并其将官阵法，尽善尽美。若与俄交战于伊犁，必获胜仗。第恐俄人不战于伊犁，而战于别处。（福克：《西行琐录》）

其实，俄国采取的是虚声恫吓，当时，沙俄也因克里米亚战后，内外交困，深怕战争一开，国内发生革命，威胁到它的统治，所以也愿意重开谈判。

当时英、法等国基于本身在华的利害关系，都不愿中俄开战，因此当崇厚获罪后，纷纷出面说情，以图缓解中俄如箭在弦的紧张关系。清政府本来就力求避免对俄战争，在英、法等国的影响下，迅速确定了重开谈判、改订前约的方针，即从原先的强硬态度而转向妥协的意图。

西方列强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影响，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自写信给慈禧太后为崇厚求情。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对李鸿章说：“嗣接本国外部电信，奉君主谕令，转求……大皇帝宽免崇罪。”否则，“曾侯抵俄后，俄人必不与议事。且闻俄国添调兵船多只来华，又欲勾同日本诸国与中国为难”。并说，若中国能对崇厚“宽免斩候罪名”，英国“君主与俄主系儿女姻亲，必为从旁说合，转请俄廷接待曾侯，妥商更改约章。”

俄国也声称如不对崇厚予以赦免，便不同曾纪泽谈判。清政府迫于压力，宣布免去崇厚的斩监候之罪。

其次，俄国加紧调兵遣将，对清政府进行武力恫吓，不仅增兵伊犁，还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部署重兵，并调集20余艘军舰组成一支舰队由黑海驶往日本长崎，扬言封锁中国沿海，威逼京津。

再次，英人戈登的游说确实起到了恶劣的作用。此人曾任“洋枪队”头目，与李鸿章有私交，他此时受清政府之聘，为中俄伊犁交涉调停。戈登至天津面见李鸿章，威胁说：“如果你要作战，就当把北京的近郊焚毁，把政府档案和皇帝都从北京迁到中心地带去，并且准备作战五年。”

本来就不主张收复新疆且对崇厚签订条约加以支持的李鸿章非常恐慌，他立即将“戈登赠言”进呈清政府，内称：“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著。”果然，清廷发生了动摇。

这时，英、法等国利用自己的外交影响，促使清政府对俄退让，减免崇厚罪行，避免战争的发生，使俄国能与曾纪泽谈判。

在俄国的威胁和英、法诱逼下，李鸿章、总理衙门和醇亲王奕譞等都主张接受英、法劝解。奕譞认为：当今时势，允准诸国之请，“则彼将合力调处”，而俄国阴谋为之阻止；若不允其请，“则彼将别思挑激，而我势为之孤。”因此，他建议将崇厚暂免斩罪，但不可因此放松防务。他说：“有必战之心，然后战无不胜；有必胜之势，然后事无不成。”6月26日，清政府权衡英法调停的利弊，特别是俄国的战争威胁和李鸿章危言耸听，致使“海疆防务毫不足恃”，被迫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仍行监禁，使清政府此后把重心由备战转到以谈判为中心的求和方面来了。俄国也同意与曾纪泽进行谈判，中俄伊犁谈判初步打破僵局。

顺便作个交代：光绪十年(1884年)，崇厚助军饷三十万两，才终于获释。同年十月，慈禧五十寿辰，他又出资随班祝贺，朝命依原官降二级，赏给职衔。光绪十九年(1893年)死。

与朝廷慑于列强威吓，准备妥协相反，左宗棠以大无畏的气概正在积极备战，锋指伊犁，以兵威解决问题。

伊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左宗棠所拟三路布防是可取的。就西路来说，刘锦棠认为，从乌什绕赴伊犁，从前虽有捷径，可现被俄控制，而由喀什噶尔取道乌什前往行20余站，“相距鸾远，难于兼顾”；若从喀什噶尔西出铁列克，“分队涉历俄境远图进取，就现在兵力，实属有所未逮”。但是，他说：“将来天山北路—有举动，或须抽拨队伍分屯喀什噶尔外卡，以张深入俄境之势，自应遵照左宗棠原奏妥慎办理。”此外，刘锦棠根据乌什、冰岭道路险阻，向左宗棠建议“取道喀喇沙尔，仍绕由精河进兵。”就北、中、西三路比较而言，北路由精河西进，比中、西两路翻越天山冰岭要稍好一点。

可是，左宗棠认为，北路的兵力虽非单薄，但是“勇怯杂糅”，很难全都依仗他们，因而仍把重点放在中、西两路，并向刘锦棠分析和强调三路进兵之意图。

首先，俄国近年来因英德助法奥之事，“方务于西，又肇衅于东，似亦难逞其毒”；“伊犁各部苦其征敛横暴，颇有急盼大兵之意”。昨据金顺信说：“伊犁俄官又有催征本年钱粮之说，如此则各部之解体更可知矣!”在此有利形势下，“整军经武，慎以图之，取回伊犁”，“机与势固有可乘”。

其次，三路进兵初意是为了出奇制胜，如今知道乌什、冰岭一路实不可行，自应即作罢论。但当年那彦成、德英阿往来换防就走此冰岭捷径。今由此“以指伊犁，似于局势尚无不合”。由此路进兵，则声威甚盛，合力并规，当操胜算；倘此路难避冰岭之险，而转运仍难畅达，则可屯兵北界，以张深入俄境之势，使俄不敢以大队进援伊犁。这样仍然是三路进兵之势，亦可收三路进兵之果。

再次是出师时间和采取的政策。他说：“师期必在伊犁收获之后，可免运馈之劳。”俄兵限期回国后，维、回各族群众或入关安插，或仍在本地“为王民”。并要废除俄人苛征重税。如此，“似亦可相安无事”。

左宗棠最为耽心的是清廷能否坚定信心，“力持正论”。因而他特地将刘锦棠和张曜的信抄送总理衙门，正希望他们坚定决心！

他在给金顺的信里，对谈与战的前景作了估计。他说：

曾侯出使，目睹前车覆辙，自不敢复蹈前愆。如俄知降心相从，不敢坚持异说，则局势或犹可以舌辩为功；若仍狡执前说，势必至于用兵。

为了使清政府不致为浮言所动摇，他在上总理衙门书里再次强调曾纪泽使俄议和时不能忘战的重要性。他说，在“俄情虽极叵测，然理势两诎，无可藉口”的情况下，“劼刚（曾纪泽）出使，目击前辙，自当恪遵成命与之相持”，决不能轻诺俄方贪得无餍之求。沙俄“反复靡常，较泰西岛族尤为狡诈”。所以即使“此次成议而返，边防终难解严，必将决胜武力，乃有归束”。

在这里，左宗棠已清醒地看到，不决胜武力，不拿出决胜武力的坚定决心与实际部署，是难以索回伊犁的。

作者简介

陈明福，1937年8月生，浙江宁波人。原海军大连政治学院专业技术四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辽宁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大连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在61年党龄时荣获“光荣在党五十年”奖章

已出版专著、作品36部，逾1200万字，还有多部待出。已出版的有《“重庆”舰举义纪实》《海疆英魂》等四部中华名舰系列，《杞忧集》等三本杂文，《朱可夫兵法》等两部军事谋略论著，《古今海战》等七本海洋科普读物，《古今海战》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沧桑旅顺口》等五部纪实文学，《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苏东坡大传》等六部人物传记。2013年6月，《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获五年一评的第四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颁奖词曰：“古稀之年的陈明福，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充沛的激情，历时六载，寻着晚清名将、中兴名臣左宗棠的足迹遍访关内塞外、天山南北、万里海疆，查阅搜集了数千万字的史料和不少趣闻轶事。作品气势恢弘，文笔流畅，叙事生动，成功塑造了左宗棠鲜明的人物性格，展现了这位民族英雄传奇的人生历程，填补了百余年来在左宗棠传记写作中的缺憾和不足，并对有关左宗棠的种种争议，亦力求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2012年被评选为大连市文艺界“十位有影响的人物”。2018年8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徐锦庚著的40万字长篇报告文学《大器晚成》，《人民日报》9月7日副刊发表《以沉雄之笔写峥嵘岁月》1700字的评论文章，《浙江日报》也发了张宏图的评论。《现代金报》发表张登贵《一部书，两个人》的评述，《宁波日报》《衢州日报》等转载。结语是：中国，太需要这样有品格的知识分子了！ 

来源：东岳客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