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清晨，寧津縣柴胡店鎮王世英村黨支部書記陳緒勇便會腳蹬膠靴，踩著池埂，彎腰撈起一筐泥鰍。

“這些養殖池的前身是個廢棄了幾十年的磚瓦廠。”陳緒勇回憶，“過去為了挖土燒磚，最深處刨下去得七八米，一下雨周圍的水全往這兒灌。”

這曾是許多資源型村庄面臨轉型困境的一個縮影。當傳統營生難以為繼，鄉村究竟要往何處去？

2025年，泥鰍養殖面積多達170余畝，村民人均增收3000多元，村集體收入從8000元躍升至30余萬元……如今，王世英村用這組數據寫下了一個村庄的答案。

那麼，近10個年頭，這座村裡究竟發生了什麼？

答案其實並不復雜——因地制宜地發展特色產業，依靠獨特的低窪地勢，大力發展泥鰍養殖。

省委十二屆十一次全會明確提出，要“分類有序、片區化推進鄉村振興”，並強調“著力塑造村庄特色風貌”。

山東已梯次建設鄉村振興片區2070個，覆蓋行政村1.8萬余個，如何走好差異化特色化之路？

“鄉村需要基於本地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和文化特色，以片區化為抓手進行精准發展。”北京凱德現代農業科技研究院院長李繼凱認為。

塑造並用好本土特色風貌

山東15.81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交織著沿海、平原、山區丘陵等多元地形地貌。

當前多數村落普遍存在規模小、老齡化嚴重、資源分散的困境。若繼續沿襲“就村抓村、平均用力”的傳統路徑，勢必導致發展乏力﹔若無視自身底色，強行移植所謂先進模式，更會陷入削足適履的境地。

因此，塑造並用好本土的特色風貌，是一條必走的破題之路。

以王世英村為例。它的轉折點，始於陳緒勇前往浙江的一次“取經”。他敏銳地捕捉到，泥鰍喜鑽泥、耐低氧的特性，與村中廢棄坑塘的低窪地勢恰好供需匹配。

請來專家坐鎮，村民跟著學測水質、調溶氧，第二次嘗試養殖，泥鰍小苗就給出了豐厚的回報。“當時我們一畝地，掙了得有12000塊錢。”陳緒勇說。

相似的邏輯在山東各地上演。位於臨沭縣大興鎮的西牆峪村，地處深山腹地，可謂“開門見山、出門爬坡”。

深山和險峰過去是制約發展的最大絆腳石，但也正因如此，村裡完整保存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紅色舊址與優良的山水生態。西牆峪村並未盲目追隨平原村落發展規模農業，而是重新審視自己的地理特質，將其轉化為“紅色文化+生態康養”的獨特資產，一躍成為山東省鄉村旅游重點村。

這是一種具有啟發意義的辯証思維：鄉村的資源稟賦不是靜態的，也無絕對優劣之分，關鍵在於是否找到了那個能夠點石成金的產業接口。

在更廣闊空間內配置要素

省委全會提出要“強化片區建設資源集聚，發揮片區引領帶動效應”。其背后的邏輯在於，如果僅僅是一個村的致富，那只是“孤島式”的成功，單點資源終究有限，抗風險能力薄弱，更難以形成完整產業鏈。

片區化推進鄉村振興，必須跳出“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強調輻射帶動和區域協同，在更廣闊的空間內配置要素。

這一邏輯在中國蔬菜之鄉壽光體現得淋漓盡致。通過建立蔬菜產業集團，壽光將原本分散的農戶納入統一的生產體系，甚至向全國輸出種植技術、種苗和解決方案，一個能夠承載知識共享、技術互通的生態系統就此顯現輪廓。

同樣，王世英村的泥鰍養出名堂后，陳緒勇作了一個決定：“只要周邊縣市，甚至河北衡水、滄州的養殖戶想來學，我們就免費給指導。”

這種“敞開大門”的態度，很快在魯北地區帶出了一大批泥鰍養殖戶，實現技術與市場的共享，不僅降低了市場風險，更可確立區域性的產業集聚優勢。

在實踐中，連而不合的風險真實存在。若只是將幾個臨近村庄簡單拼湊，進行“物理拼盤”，往往不僅沒有形成合力，反而因產業雷同、客源爭搶加劇內耗。

片區化推進鄉村振興，要有1—2個主導特色產業，通過產業鏈的上下游分工來確定各自的位置。

更為關鍵的是，必須建立強弱互幫的利益分配與股權協作機制，防止強村虹吸弱村資源。

菏澤龍堌鎮的利益分配頗顯智慧：當地統籌資金，由全鎮40多個村共同持股成立運營公司，聚力打造了特色十足的3000畝藍莓現代農業產業園。每個村集體都在公司中佔有股權，使得弱村在不具備獨立發展高端產業能力的情況下，也能通過分紅搭上發展的“快車”。

“種出”高價值品牌

在片區化推進鄉村振興的格局下，鄉村作為基礎單元，是否只能站在市場價值鏈的底部？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通過片區聯動、抱團發展，鄉村完全有能力向價值鏈的高處、利潤充盈處進發。一條可行的路徑便是：用“片區公用母品牌+細分產業子IP”，建立長期溢價。

不過，橫亙在美好願景之前的一個棘手難題是：錢從哪兒來？

“要充分借助社會資本優勢，特別是在品牌策劃、市場渠道、運營人才、資本投入等方面的優勢。”山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徐鳳增認為，謀發展，必須學會“借力使力”。

青島“網紅村”東麥窯的轉型，便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曾經，它是一個祖祖輩輩靠海吃海的典型漁村。借著嶗山區大力推行“全域旅游”戰略的東風，黨支部書記李紹亮盤算著，不如就利用禁漁期閑置的農房和絕佳的地理位置，發展民宿業。

東麥窯村的成功，在於一開始就摒棄了農家樂的初級模式，堅定邁向品牌民宿的高階形態。“一套房子的裝修費用就得大幾十萬，這在當時的農村是不可想象的。”李紹亮感嘆，也正是這種重資產投入，讓東麥窯村迅速填補了當地高端品牌住宿的市場空白。

大手筆的投入，究竟如何完成？

這一切得益於政府主導的“仙居嶗山”項目。當地通過引入專業資本和運營方，在保留村落肌理的前提下，對存量房屋進行高品質改造，以此解決了鄉村發展的資金難題。

這一模式的重要前提是：引入社會資本的同時，需設計好集體控股、保底分紅、共富基金、務工傾斜完善等聯農帶農制度——強力守住農民的主體地位，產業、生態、治理全部圍繞村民需求設計。（張瑞雪 王瑛琪）

來源：大眾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