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一人高的高粱地裡，記者見到了“糊”在泥地裡的張華文。

　　灰色遮陽帽，藍工裝，迷彩膠鞋，臉和地裡的農民一樣，黝黑發亮。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的身份，沒人能看出這位在泥地裡弓著腰、給高粱“套袋”的漢子，是山東省農科院的研究員。

　　張華文直起腰，順手抹了把臉上的汗，笑了：“這太陽，比咱山東老家的親熱多了。”

　　這是張華文在海南的第19個南繁季。

　　每年年末，當山東飄起雪花，他就會收拾行囊，開啟奔赴海南的“遷徙”。行囊裡，除了筆記本，必備的是兩雙嶄新的45碼迷彩膠鞋。

　　“第一次來，跑遍市場也買不到這種大碼鞋。”他指了指宿舍角落堆著的幾雙磨破底的鞋，“后來學乖了，自帶‘干糧’。”

　　這裡的活兒，在外人看來枯燥得可怕。

　　“啪、啪、啪……”

　　田野裡回蕩著有節奏的拍打聲。這是南繁最關鍵的動作——取粉與授粉。

　　張華文熟練地撐開取粉袋，對著高粱穗輕拍四五下，再換過一株。

　　取粉、授粉、套袋、標記……五六個人，半個月要對足足2萬株高粱重復這個動作。

　　一株高粱，取粉拍四五下，授粉再拍四五下。一天下來，手臂酸痛得抬不起來。就在這成千上萬次的拍打中，優質品種“泉粱5號”誕生了。這是一款畝產585.28公斤的高粱新品種，創鹽鹼地高產新紀錄。

　　“這不是種地，是給高粱寫日記。”張華文變戲法似的從兜裡掏出一個泛黃的筆記本。

　　紙頁被泥土染黃，邊角被汗水浸得起皺，上面密密麻麻記錄著哪株抽穗了、哪株開花了、哪個雜交組合表現好……

　　“我們在田間邊走邊寫。這樣的本子，單位裡還有18本。”他翻動著紙頁，陽光透過高粱葉的縫隙，洒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跡上。每一粒種子的前世今生，都寫在這發皺的紙上。

　　從田裡回宿舍，短短幾百米，他走了半小時。

　　“這是研究谷子的管延安老師，那是搞甘薯的王慶美老師……”他熟稔地指認著田裡每一個黝黑的身影。他們都是山東飛來的“候鳥”。在南繁基地，山東口音成了彼此相認的“暗號”。

　　人們總愛問：“候鳥”的家在哪兒？

　　張華文的答案讓記者愣了一下。他說：“有孩子的地方就是家。”

　　在山東，妻子兒女在的地方是家﹔在海南，這片齊腰深的高粱地也是家。他算了筆時間賬：“陪高粱的時間，比陪自個兒那倆孩子長多了。”

　　今年，他把“虧欠最多”的那個孩子——上初三的兒子，帶到了地頭。

　　看著兒子熟練地取粉、授粉，這位平日裡一心扑在科研上的漢子，眼裡滿是柔情。“這是第五次帶他來了，第一次來還沒上小學呢。”他頓了頓，聲音有些輕，“那時候抱著他，現在能給我打下手了。”

　　這一刻，高粱地裡，他的兩個“孩子”——兒子和“泉粱5號”，終於相遇了。

　　明年，將是張華文南繁的第20個年頭。那摞泛黃的日記本會添上新的一頁，45碼的迷彩膠鞋又會磨破鞋底。

　　暮色四合，他仍站在地頭，風吹過高粱葉，沙沙作響。

　　在海南滾燙的田壟上，這群沉默的山東人，用最笨拙的方式講述著最浪漫的事：

　　候鳥南飛，不為逐暖，隻為豐收。（許金星 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