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新在查閱資料。 　　受訪者供圖

　　初見山東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馬新時，她正伏案閱讀，長發自然地垂在肩上。談及歷史研究，她顯得干練、平和。

　　上世紀80年代初，馬新與中國古代鄉村社會史研究結緣，此后她長期從事相關科研和教學工作，著有《兩漢鄉村社會史》等20余部專著，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曾獲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數十載如一日，她的探索步伐未曾停歇。

　　1982年，從山東大學畢業的馬新前往東北師范大學攻讀碩士研究生，師從陳連慶教授，由此踏上鄉村社會史研究之旅。“陳老師為我確定的研究方向是漢代鄉村社會史，並要求我補修外語。”馬新回憶。

　　在一次學術會議上，陳連慶特地讓馬新向一位國外學者求教，這位學者將國外學界有關中國古代鄉村社會的研究作了介紹，最后補充道：“中國學術界目前還沒有類似研究。”

　　“我聯想到學界熱議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心裡很不是滋味。但也明白了老師為我確定方向的用意——中國的學問，中國人要有充分的話語權。”馬新說。

　　論文寫作時，馬新遇到了兩道坎：“一是史料匱乏，中國古代史籍雖然豐富，但對鄉村社會的記述卻不多﹔二是可借鑒的成果少，當時國內學界缺少關於鄉村社會的系統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多出自國外學者。”為了完成好這一課題，馬新潛下心來搜集史料，同時充分參考國外學者的研究。

　　研究生畢業后，馬新回山東大學任教。那時，鄉村社會研究屬於冷僻學問，而她偏偏心向往之——“因為在農耕社會，鄉村是基礎所在。沒有對鄉村的深入研究，難以理解中國古代農耕文明。”馬新說。

　　到山東大學后，馬新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將碩士論文修改后投到《文史哲》雜志。“本以為會‘石沉大海’，不料，文章很快刊發，並被評為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三等獎。”馬新說，這給了她莫大的鼓勵。

　　但古代鄉村社會史研究的道路並不容易。“尤其是研究漢代，那種感覺就像是走在荒野上，沒有路，也少有同行者。有關資料既匱乏又分散，都要自己查找。田野調查也是必做的功課，迷路、誤車、腳底起泡，都是常有的事。”馬新說。

　　經過不懈堅持，1997年，馬新所著的《兩漢鄉村社會史》出版，得到學界一致好評，此書前后整整花了13年才完成。

　　《兩漢鄉村社會史》完成時，古代鄉村社會史研究已逐漸被關注，馬新卻有些彷徨——當她想進一步了解中國古代鄉村社會史全貌時，卻發現有關研究多是局部與個案研究，缺少縱向性、綜合性的研究。雖然寫了書，但很多問題並沒有得到充分解答。辦法何在？

　　“歷史進程是長時段過程，史學研究中‘樹木’與‘森林’同樣重要。”馬新說，“‘樹木’指個案與局部研究，‘森林’指綜合性與系統性研究。就漢代鄉村社會研究而言，不了解中國古代鄉村社會史的整體發展，便無法真正把握兩漢鄉村社會。”

　　站在學術的分岔路口，馬新面臨著兩難抉擇：一條是平坦大道，停在原地、繼續深化局部研究﹔一條是坎坷小路，深入縱向的長時段研究，但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成效暫時也未可知。

　　思忖再三，馬新選擇了后者。先從難處下手，她從原始聚落開始，先后研究了文明起源中的城鄉分化、村落產生、早期村落發展問題，完成《中國遠古社會史論》。2005年起，馬新進一步拓展研究對象的時間跨度，對整個中國古代鄉村社會進行系統考察。

　　歷時15年，2020年底，馬新推出著作《中國古代村落形態研究》，這是國內學術界第一部關於中國古代村落發展的綜合性、系統性研究著作，對中國古代農耕文明進行了詳盡釋讀。

　　2023年10月20日，馬新接到朋友的一通電話。電話那頭，朋友興奮地祝賀她：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評獎結果公布，《中國古代村落形態研究》位列其間。短暫喜悅后，馬新又埋頭扎進故紙堆中開展新的研究。

　　四十余載，馬新的步伐愈加沉穩。她對整個中國古代鄉村社會進行系統考察，成果迭出。又出版《中國古代村落文化研究》《中國古代鄉村宗族研究》兩書，並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古代城鄉關系研究”。

　　在鑽研學術之外，馬新在三尺講台前勤懇耕耘，培養出一大批鄉村社會史研究領域的人才。馬新說：“帶學生，就是帶著學生一起前行。”

　　在她的研討課上，學生們常感嘆“一半歡喜一半愁”。“愁的是課前准備，喜的是課后收獲。師生間無拘無束、暢所欲言，才能讓知識在頭腦裡扎根更深。”馬新說。

　　採訪中，一名畢業多年的博士拿出一套珍藏的資料，足有一尺多厚，泛黃紙頁間，標注著密密麻麻的批改痕跡，從學術范式、方法到標點符號，細致入微。“當年，論文每完成一章，老師便以‘繡花功夫’幫忙修改，答辯時，積攢的批注稿文字量竟達終稿幾倍之多。”這名已逾不惑之年的學生說，“回頭看，才懂得老師薪火相傳的良苦用心。”

　　《 人民日報 》（ 2026年01月22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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