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歌曲《國家》道出了國與家如同根與葉的聯系。

　　在山東省菏澤市定陶區杜堂鎮何庄村，村民何善軍從1959年開始，每天寫日記，65年間寫滿了100本。日記中，他記錄了關系家與國的大事小情，尤其是在國慶等重要的節日，他總會特意記上一筆。“我們這個小家的足跡，既是億萬中國家庭的縮影，也是國家發展的見証。”何善軍說。

　　甩開膀子干出好日子

　　“今天是國慶節，但魯西南的農村是最繁忙的季節，農民以辛勤的勞動來慶祝這個偉大的節日。”

　　1981年10月1日，何善軍在日記中記錄了這樣一段話。彼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在魯西南農村推開。何善軍一家6口，六七畝責任田，一到秋收秋種時節格外忙碌。

　　“忙並快樂著。”何善軍說，農民有了土地，都想甩開膀子干出好日子。

　　1962年何善軍從部隊退役返鄉時，魯西南農村生活還比較困難。最困難的時候連分配的地瓜干都是其他地區支援的，農民普遍“吃不飽”。何善軍返鄉后當過一段時間社辦企業廠長、拖拉機站站長，能領點工資，但也要為填飽肚子發愁。隨著孩子們陸續出生，日子過得更緊巴了。

　　20世紀70年代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之風吹到了何庄村。

　　“從當前形勢看，包產到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包產到戶后每人都操心，今年凡包產到戶的小麥都獲得了豐收。現在農民又在醞釀，秋種時種多少畝小麥？需要多少肥料？要澆幾遍水？明年能達到多少產量？可見，黨的政策調動起來的農民積極性是無法估量的。”1981年6月5日，何善軍在日記中寫道。

　　手中有了糧，也有了活泛錢，1982年，何善軍把祖輩留下的堂屋翻蓋了，土坯房換成了磚瓦房，6口人不用再擠在窄小的老房子裡了。

　　閑余時間外出打工的越來越多

　　從小處看變化，能切實感覺到社會在前進。何善軍的日記中，記錄了農業機械化在小村的發展歷程。

　　“過去收割機收割小麥后，需要把麥粒倒在塑料布上，再用袋子裝好拉回家，之后再晾晒，很費勁。后來有些農用三輪車隨收割機一起到村裡干活，一車隻需幾塊錢，就能把收獲的小麥拉到農戶家裡，大大方便了農民。”何善軍在日記中寫道，后來有了聯合收割機，直接收獲裝袋，省去繁重勞動，也省了打工人回鄉。

　　有了機械的助力，上了年紀的何善軍輕快了不少。本村村民用在農業勞動上的時間也大大減少，閑余時間外出打工的越來越多。

　　“今天國慶節，人們在多種不同的想法和行動中度過。同村的人冒雨去菏澤買了17馬力拖拉機，還有買旋耕機的。一些村民出去打工掙了些錢，就投資買農機具，想辦法再給別人耕種掙些錢。”在2000年10月1日的日記中，何善軍這樣寫道。

　　“當時我就隱約意識到合並地塊規模種植的意義，后來這也在村裡實現了。”何善軍說。

　　“以后要在城裡過年了”

　　“再過二十年，自己就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回憶這兩個二十年的變化，那將是什麼樣的情況呢？記住這一天，二十年后再看這一天吧。”2001年10月1日，何善軍在日記中寫道，“2001年，國慶節、中秋節雙節趕到一塊。1982年也是雙節同一天，小二十年時間發展變化多大，物質大大豐富，想買什麼就能買什麼。”

　　同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的他，和本村多數村民一樣，很早就把地租給村中大戶。這些新型農村經營主體發展特色種養殖、生態休閑農業，吸引附近村民打工增收。中小企業創業園、汽車小鎮等產業也吸引了大批群眾就近工作。

　　何善軍有3個孩子在城市裡干包工、在企業工作，1個在家搞養殖。5個孫輩在菏澤市區工作，結婚定居在城市。現在何善軍已有了3個重孫，四世同堂。

　　“現在，國慶節成了團圓日，兒孫們都回村看望我們，好不熱鬧。”何善軍說，逢年過節，村裡平常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孩子們也都開車回到村裡，看望老人。一家幾輛小汽車，路上都停不下。

　　因兒孫多在城市居住，最近幾年何善軍冬天也搬到城中居住，天暖和了再回來。在日記中，他高興地寫道：“遇到同村人聊天，我告訴他們以后要在城裡過年了。”

　　最近這些年10月1日，何善軍都會在電視上觀看國慶慶祝活動。

　　“在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們國家越來越強大了，這讓人激動、興奮。”何善軍說，作為一位八旬老人，親身見証國家和自己的小家一步步發展，越來越好，他很感恩。他將堅持寫日記，記錄下更多國與家的故事。（趙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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