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書皇命急如星火催左宗棠西行

沈葆楨在左宗棠的勸說與“激將”下，終於以國家利益為重，接手經辦福州船政局，就是為了繼承舅父和岳父的夙願和遺志。

接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楨

幾天之后，船廠舉行了一個隆重的交接典禮，也成了全福州人的慶祝節日。廠房的大坪裡站滿了人，四周籬牆外面，山坡、土堆上，也全是人，左宗棠由沈葆楨陪著來到大坪的中心點。機器聲隆隆地轟鳴，廠裡廠外工人民眾的歡呼聲、鑼鼓聲與歡聲笑語響成一片。左宗棠為了突顯沈葆楨的當家地位，讓他先講話，他便當起了主持人，說：“工友們，市民們，總督左大人是我們馬尾造船廠真正的創始人，大清第一個洋務派。理應請左大人講話。”

左宗棠還想推讓，沈葆楨情緒激動地說：“工友們，大家知道，我們船廠是左大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親手籌劃創辦起來的。他受到很大壓力。我這個人哪，說得不好聽，差一點還當了逃兵，左大人三顧茅廬要我出來，我都謝絕了，我對不起他。現在請他講話，大家鼓掌吧！”滿場傳來一陣響亮的經久不息的掌聲。

左宗棠曾三顧的沈葆楨故居

左宗棠慢慢地立起身來，清了清嗓子，說開了：

“我的湖南老鄉魏源先生說過‘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個‘制’字，並非我們主動惹事，而是在他們欺侮我們時能進行正義自衛和抵抗，不能只是縮著脖子挨揍。人家厲害，厲害在哪裡呢？就因為他們有洋槍洋炮，鐵甲兵船，是不是呀？”

“工友們，你們都是有志氣的中國人，就靠你們為國爭氣，學會造船，造出大海船運輸貨物，造出大兵船守住海疆。請他們(指指日意格等)教我們造船、駕船、造洋槍洋炮。我們不用槍炮去打別人，如果別人來打我們，我們就不客氣！我這樣說，日意格先生，你們沒有意見吧?”日意格高聲回應：“我們這些洋人是左大人請來的，與中國友好，我們約法三章了，想盡一切辦法把你們教會，這是我們的責任！”

左宗棠接著說：“好，我代表大家，代表所有的中國人，向你們這些洋老師致以學生之禮。”他偏過身來向洋人們深深一鞠躬，又行了個夷禮，而洋人們卻也整整齊齊一跪到地，還了一個大清禮。

“有不好好學的，告訴我，我是帶兵的人，現代工廠和軍隊沒什麼兩樣，我會按軍令行事，大家說，好好學，行不行?”

“行!”山呼海嘯般的回聲：“請左大人放心！一定為中國人爭氣！”

“虞紹南，你把我在朝廷立的軍令狀念一念吧。”虞上台展開一紙軍令狀，大聲念著：“朝廷給予沈葆楨總理大臣以全權管理船局，事涉船政者，一律由沈大人專奏請旨。”“此去陝甘，人在西北，心系東南。此事系臣首議試行，倘思慮未周，致多疏漏，將來察出，仍請將臣交部議處，以為始事不慎者戒。”

左宗棠、沈葆楨繼承和發展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並貫徹實施。當時中國正在開展洋務運動，中國沒有近代工業文明，更沒有技術骨干，要從西方引進購買先進設備必將受制於人。然而中國要富強，就必然需要有西方工業文明﹔這隻有在引進中努力培養出自己國家能夠掌握近代科學技術的人才，才能真正自立、強大起來。這種學習西洋先進技術，立足於培養本國人才的辦學宗旨，反映了福州船政局的創辦者的遠見卓識，也為中國近代海軍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為了實現上述目的，左宗棠在該局具體措施上，特別著重培養本國技術人才，決定“一面開設學堂，延致熟悉中外語言文字洋師，教習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算法、畫法，名曰‘求是堂藝局’，挑選本地資性聰穎、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習”﹔並在船政事宜第二條規定，宜優待藝局生徒，要求藝局能培養制造輪船、駛駕輪船的技術人才。同時，左宗棠在和法國正副監督日意格、德克碑簽訂的合同中，議定五年限滿，教習中國員匠，能夠自已按圖監造，並能自行駕駛。

1867年冬天馬尾的校舍全部建成，學堂從福州遷入，分為前后學堂，前堂學習造船，主要學習法文和基礎數學、物理、解析幾何、機械原理﹔后堂學習駕駛，主要學習幾何、代數、三角、航海、天文航海理論和地理等課程。例如，數學、天文航行學，機械學等都是在中國首次開設。福州船政局通過聘請邁達、嘉樂士、德勒塞等西方科技人員，將西方近代工業技術知識引進到中國，同時也加快了福州船政局對西方先進工業技術和航海技能的掌握和運用，初步滿足了中國近代海軍對造船和駕船人才的需求。

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楨，貫徹執行左宗棠上述意圖，對藝局生徒的學習嚴加督促，全部生徒共一百四十名，學習成績列上等者約七八十名，中等者約四十名。至1873年五年限期屆滿時，沈又督促法監督日意格，逐廠試驗中國員匠制造技術，洋匠逐步撤走，交給中國員匠放手自造，正副匠首都選中國工人擔任，並令前學堂和繪事院之學生參預各廠技術工作。學習駕駛和輪機的后學堂學生，則令就船出洋教練，已能勝任駕駛者十余人，勝任管車者十四人。經過半年多的考核試驗，於合同期滿后，洋匠全部遣散回國，按合同規定給予獎賞，該局在外籍技術人員撤走后，在本國技術人員主持下，陸續制造了“開濟”“鏡清”等十二艘兵商輪船，基本上巳具有獨立造船能力。

沈葆楨在學堂大門口親自題寫了對聯：

以一簣為始基，從古天下無難事﹔

致九譯之新法，而今中國有聖人。

接任船政大臣沈葆楨按照左宗棠的設想，於1873年上奏朝延准許福州政局派人到英法留學，先后三次共有88人。回國留學生帶回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促進了中國近代海軍教育事業的發展，對清末其它船政學堂起了前驅示范的作用。1885年李鴻章亦心悅誠服地說過：“閩廠駕駛、管輪學堂之設，其意極為深遠。”

福州船政學堂從 1867年創辦到1907年停止招生，前后40年共有畢業生510人，制造班畢業生143名，駕駛班畢業生241名，管輪班畢業生126名，先后共有88人出洋留學。福州船政局不但為中國海軍的發展建造了大量新式軍艦而且為中國近代海軍的發展培養了一批燦若星辰的科技人才。正因為福州船政局對中國近代海軍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被后人稱譽。

1912年4月孫中山先生到福州馬尾視察，稱贊船政局：

“足為海軍根基。”（《孫中山全集》第二卷）

這是偉大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對福州船政局歷史地位的高度評價，也是對福州船政局為中國近代海軍所做貢獻的高度概括。

同治五年(1866)九月，左宗棠在福州接到清廷調他去陝甘的命令后，向朝廷請求推遲三個月行程，以便剛剛起步的船政大業周到交接。

首先在船政方面，沈葆楨出山之后，一切都逐步走入正軌。只是胡雪岩一再催促要打通北京，繼續把匯豐等幾家洋行的資金周轉融通關系落實好，還得西太后說句話才行。

生產軍械彈藥一事，國外採購不到火藥，左宗棠決定土法生產，沒有研磨機，手舂充之﹔洋硝無貨，以土硝煉淨代替﹔藤炭買不著，則用檳榔炭加樟腦。總之，事在人為，一切辦法都是人想出來的，大活人不能讓尿憋死。千頭萬緒，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在此期間，接二連三的聖旨到了。

第一道聖旨：御賜左宗棠一個正式頭銜——進士，並授左宗棠欽差大臣﹔這第二道聖旨是“六百裡加緊”送到的。（按：清代頒發廷諭按公文急迫分為三個等級：“馬上飛遞”要求驛卒日行三百裡﹔“緊急”要求日行四、五百裡﹔“六百裡加緊”要求日行六百裡以上，連人帶馬夜以繼日快遞。）周圍的人都屏聲靜氣，左宗棠立即展開廷諭：

陝西捻情益急——西捻由許州西上，已繞過潼關、商州，越過秦嶺，扑向華陰。隴州、分州之劉蓉軍堵截不利，在華州被捻軍擊敗，傷亡達七百余人。茲著左宗棠即赴陝甘，暫毋庸來京。……

看了催促赴陝之諭，可見清廷驚恐、惶急之情。

左宗棠毅然作出決斷，說：“紹南，給上海胡雪岩去封急函，速調五萬斤火藥至漢口﹔復告江寧曾國藩，求他即命劉鬆山部十七個營即日開赴潼關﹔陳湜在山西，也速去信讓他待機而動。”

左宗棠多有出奇兵的經驗，也有中埋伏的教訓。……總之，他是個沙場老將了，戰場一鋪開，要方方面面想得周到。他認識到轉戰陝甘不比在東南的任何一次軍事行動，糧草、給餉的准備調運將是決定一切的，所以一方面運籌兵力的調集，同時向朝廷提出最起碼的要求。

左宗棠心裡很明白，他不是神，不是說把他往陝甘一調，捻、回和新疆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在1866年12月5日的奏折中強調了兩件事：一是興屯以解決軍糧﹔二是切實保証軍餉。臨到快要走了，台灣有事告急，列強虎視眈眈，多次派人進入台灣以經商為名，行探聽之實。而台灣軍備，荒廢多年，幾無守備可言，在福州的最后幾天，還得抓緊作出部署。他本想東渡台灣海峽，但時間不允許了，隻能對有關將領作鄭重交待，宜未雨綢繆，以為東南奠此岩疆。

1866年12月9日，左宗棠將設廠造船各事料理完畢，准備離福州西行，進城向官員們和百姓辭行。老百姓聽到這個消息，都蜂擁過來攀留，街道和衙署裡塞滿了人群。宗棠親自和大家再三解釋，可是人群不肯散。回營次日，又有幾十位代表跑來，苦苦挽留再多住些日子。在群眾和官紳如此挽留下，他將行期推遲至16日。回想自己從1863年5月任閩浙總督的4年半時間，忙於與太平軍作戰，於國計民生建樹不多，卻受到福建人民如此愛戴，動情地說：

“吾何施而得斯於民哉？愧祚之余，不覺淚落。”“吾方歉恨之不暇，乃閩人相與歌誦而挽留之，其益使余悲也。”

臨行前，他應福建湖南會館之請題寫了匾額和一副對聯：

甌浙越梅循，海國仍持使者節﹔

隴秦指疏勒，榕垣還作故鄉看。

他這時已預見到，此行去陝甘，還將遠到新疆。他和福建人民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把福州看作是他的第二故鄉。20年后，他果是回到這個“故鄉”來了。但他沒有料到，也就是在這裡，走完了人生的道路。

作者簡介

陳明福，1937年8月生，浙江寧波人。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員，遼寧傳記文學學會理事，大連市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已出版36部作品，包括《“重慶”艦舉義紀實》《海疆英魂》等4部中華名艦系列、《滄桑旅順口》等5部紀實文學、《晚清名將左宗棠全傳》《蘇東坡大傳》等6部人物傳記、《杞憂集》等3部雜文集、《朱可夫兵法》等2部軍事謀略論著、《古今海戰》等7部海洋科普讀物等，逾1200萬字，還有多部待出。《晚清名將左宗棠全傳》獲第四屆中國優秀傳記文學作品獎，《古今海戰》獲第五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