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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西方敵對勢力以“種族滅絕”等彌天謊言，企圖實施亂疆制華的戰略圖謀，從反面教育和激發我們必須“以史為鑒”，了解近代以來關於西北和新疆方向治亂固防的重要史實。著名軍旅作家陳明福曾出版過《晚清名將左宗棠全傳》《左宗棠傳略》和《湖南出了個左宗棠》等紀實文學作品，在文友出題和建議下，他寫了《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兒》32篇証據確鑿、信息量大，文筆生動、可讀性強的系列文章，東岳客認為值得一讀，特予以轉載。

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

成“中國近代海軍之父”

“史鑒使人明智”。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英國一支約四千人的軍隊，跨洋過海幾萬公裡，八十萬清兵打不過他們，隻好簽訂屈辱的城下之盟，這怎能不引起朝野震撼？不過，挨打之后，痛即過去，一些昏昏噩噩的大臣們如同阿Q一樣都是健忘者，只是留下滿腦子納悶、疑問和不解：洋鬼子這些“奇伎淫巧”怎麼這樣厲害？唉，難道真是天不助我、世道變了？

在晚清政治腐敗、政府無能、被列強當作“俎上肉”的社會背景下，時勢呼喚和造就英雄，林則徐、魏源和左宗棠等民族精英便應時而出。林則徐對中西情勢和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有清醒的認識，提出“悉夷情”，“制夷患”，“師敵之長技以制敵”，建議仿制極利之炮、極堅之船，以“制夷”、“防夷”。魏源認為戰艦、火器、養兵練兵之法是外國長技，主張自己設造船廠和火器局，延聘外國工匠柁師來華，自己造船制炮練兵，以達到“制夷”的目的。左宗棠辦洋務是從造船開始的，而造船思想萌發更早。1865年2月（同治四年正月），左宗棠在《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書中談到自強時說：

“中國自強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練兵勇外，必應仿造輪船，以奪彼族之所恃。”“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

就在這一天，左宗棠以閩浙總督身份，竟向清政府連上四折，其中《擬購機器雇洋匠試造輪船先陳大概情形折》，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設廠造船，創辦福州船政局的報告。這是他20多年來造船御侮思想的光輝結晶，是最近3年籌劃設廠造船的重要成果，是駁斥赫德和威妥瑪議略，闡述借新法自強主張的具體化，是我國第一個近代造船企業的重要歷史文獻!

左宗棠在奏折中首先指出了“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七省之儲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緝盜有必設之防，用兵出奇有必爭之道也”。從清政府“建都於燕，津、沽實為要鎮”來看，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左宗棠接著指出：由於外國以船艦侵略，東南水利成為海害，並從四個方面指出其害，亦是他“非設局急造輪船不為功”的理由：一、在海防方面，“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飚舉，無足當之”﹔二、在商業方面，“自洋船准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比及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虧折貨本，浸至歇其舊業”﹔三、在民生方面，“濱海之區，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闌閿蕭條，稅厘減色，富商變為窶人，游手驅為人役”﹔四、在漕運方面，“恐海船擱朽，目前江浙海運即有無船之慮，而漕政益難措手”。

左宗棠把設廠造船視為變海害為海利的關鍵。他認為，外國船艦在我國沿海橫行和恣意侵略造成了海害，怎麼解決這個難題呢？“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

左宗棠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文獻裡，詳細陳述了自建中國近代海軍的計劃及其重要性。他還說了兩句針對頑固派因循守舊而發的尖銳深刻、令人反省的話：

“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

此后上海《申報》一隅載：“福建議造大船，朝野輿論大起，譽之者：興家愛國，匹夫有責﹔毀之者：憂其難於有成，議其縻費甚多………”

李鴻章爵相雖也想辟建水師，但認為雇購洋船則可，自造萬萬不行。他不便與炙手可熱的風雲人物左宗棠唱反調，乃與英使威妥瑪及赫德一鼻孔出氣，求他們出面游說老佛爺，說中國自強當廣求新法於外洋，輪船器械以購雇為便，慈禧太后聽了未置可否。

大學士軍機大臣文祥在一次慈禧太后也在場的九卿房廷議中，慷慨激昂地朗讀了左宗棠意見書中一段頗具“刺激”的話：

“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敵輪船之靈捷。西洋各國與俄羅斯、咪（美）利堅，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制，互相師法，制作日精。東洋不數年后輪船亦必有成。獨中國因頻年軍務繁興，未暇議及。雖前此有代造之舉，近復奉諭購雇輪船，然皆未為了局。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如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文祥將這段話一讀，全場鴉雀無聲。

李鴻章想提出反對，又怕別人說他專與左宗棠唱對台戲，故暫不吭聲。他用眼角余光瞟了慈禧太后一下，發覺老佛爺面色掃除了陰沉，原來太后對左宗棠的這個比喻卻覺得很新鮮和貼切，過一會兒，她開金口了：

“左老三奏折講的道理和打的比喻還是蠻好的，我們不能安於結筏和騎驢，老是被操舟和跨駿的人欺侮呀！”

老佛爺的贊許，打破了廷議的沉寂，六部大吏們大多認為左議甚妥，似應批復左宗棠交付實行。可是涉及到錢的事，又誰都無有主張了。無聲久了，文祥便再破題，說：“這事李大人認為——”

李鴻章也不含糊地說：“動輒數百萬兩銀，府庫有沒有那麼多的錢？還是請老佛爺乾斷吧。”

隻見儲秀宮的一名內侍貼近西太后，示意恭親王奕訢有話要單獨與太后面商。太后出去了一陣。回到九卿房后，西太后問福建造船，需年耗多少，李鴻章拖長聲音說：“三百萬兩白銀，幾年內還造不出船來。”

慈禧一聽，也覺得有點沉重，說：“三百萬兩，不算多，也不算少哇。”

奕親王沒吱聲，隻向西太后使了一個眼色。西太后低頭尋思了許久，最后正了正坐，望著文祥說：

“左宗棠憂心為國，建廠造船，用心良苦，他的意見書義正詞嚴，語出至誠，府庫緊促，該辦的事還是要辦，給他吧，眾卿以為如何？”

全場頓時沸沸揚揚，文祥帶頭叫起“好！”來。

畢竟老佛爺一言九鼎，船局計劃便付諸實施。

左宗棠這個奏折適應歷史發展的需要，符合清政府自強御侮要求，故在這個奏折發出后隻有20天，即1866年7月15日 (同治五年六月初三日)，清政府就正式允准了他設廠造船的建議。清政府諭旨中指出：

左宗棠現擬試造輪船，並陳剿捻利用職權車戰各折片，覽奏均悉。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雇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系當今應辦急務。…… 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清實錄》四九）

老佛爺發話和清廷下旨的消息傳到福州，左宗棠樂不可支，撫髯長笑。

總理衙門根據設廠造船，“中國既可收自強之效，外族亦可免覬覦之心”，寫信給左宗棠說：“無論若何為難，總期志在必信，行則必成。”沒有因伯洛內、賈祿等洋人的說三道四而畏縮，反而增強了設廠造船的決心。信裡極力稱贊左宗棠：

“砥柱中流，留心時事，以自強莫先於海防，以海防莫要於造船，將來舉辦成功，實足以震懾中外。”

左宗棠向他身邊的親信和錚友虞紹南交待道：

“這下事可多了，過幾天要去勘察地方，把德克碑他們叫來，我們約法三章﹔紹南，我還想辦個學堂，要培育人才，有了自己的船，再有自己的人來開﹔有了自己的炮，再由自己的兵來放。”

福州船政局的建造經清政府正式批准后，左宗棠就請洋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來福州，具體制定建廠造船計劃。船政作為中國近代第一個直接雇用大批洋人的洋務企業，實行承包制。左宗棠根據“洋人共事，必立合同”、重視法律條例的特點，採用了事先訂合同的做法，相繼擬訂了外國員匠合同規約十四條以及其他有關的文件。日意格和德克碑他們的任務、職權及工資待遇，都受合同的嚴格約束。

這些合同簽訂后，由左宗棠、日意格分別代表中、法雙方簽字，並由法國領事白來尼“畫押擔保”，由日意格、德克碑辦理，合同經呈請清政府批准后生效。合同還規定：

“我方（指法國）保証在蒸汽機車間投產后的五年內，由我方雇用的工程師和工作人員，教會中國職員和工人按照圖紙建造船隻，並使用該廠設備生產機床，並由我方開辦一所使用法語授課的學校，教授英語和航海學。我方以信譽保証實行上述任務。”

日意格到福州后，左宗棠帶他親去羅星塔下查勘，認為這裡“土實水清，深可20丈，潮上倍之，堪設船漕、鐵廠、船廠及安置中外工匠之所”。隨后，德克碑到福州，疑慮土質是否游泥所積，左宗棠又令人掘土看驗，結果是：“泥多沙少，色清質膩。”不久，一個規模宏大的馬尾造船廠便破土動工，進而拔地而起。

福州馬尾船政局

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目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做“內紓國計、利民生，外銷異患、樹強援”，簡言之，便是“以防外侮，以利民生”。

正由於左宗棠辦洋務、建船政的奏折，是繼承與發揚了林、魏“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愛國思想和事業，符合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適應歷史發展的要求，故受到時人的贊賞和好評。對福州船政局，當時在國外，“西人頗稱之”﹔在國內，“識者頗謂海上用兵以來，惟此舉為是。”資產階級維新派譚嗣同在《上歐陽中鵠書》中，不僅說“善夫!左文襄請造輪船之疏”，而且對這個奏折中“彼既巧我不能安於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無”等句指出：

“夫傲之一字，遂足以亡天下而有余!”

人民大學教授、《左宗棠評傳》一書作者楊東梁先生認為：以往論者對左宗棠任用法國人日意格、德克碑進行過非議，認為兩人是船政局的“太上皇”，並由此得出左宗棠是法國侵略者“代理人”的結論。這種指責，覺得頗不妥當，因為在左宗棠議立船政局時，“中國無一人曾身歷其事者，不得不問之洋將”，為了能在中國制造出輪船，不得已任命日意格、德克碑兩人為“監督”，“一切事務，均責成兩員承辦”。后來，當中國人掌握了技術，外國雇員被辭退后，左宗棠十分興奮，在答友人的信中說：

“其始請法人為監督，帶其師匠教華人，今已辭洋匠而用華人自造自駕，法監督亦於上年資遣歸國。”

鴉片戰爭以后，外國艦船不僅可以游弋沿海各口，而且內河亦可自由航行，形成了“番舶鱗比，藩籬竟成虛設，海防師船尤名存實亡”的局面。因此，左宗棠於1866年創立的福州船政局，它是晚清洋務運動中一個著名的軍工企業。它對中國近代海軍的創立和造船史上都有開拓性的意義，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正當左宗棠日夜籌劃和落實創建船政各項事宜的關頭，清政府於1866年9月25日(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下令，調左宗棠任陝甘總督。因此誰接管船政更是關系設廠造船成敗的大事。

10月14日(九月初六日)，清廷調左宗棠任陝甘總督的諭令到達福州。福建官紳各界知他西行，“皇皇如失所恃”。他們認為：“創造輪船一事，關系甚巨，非常之功，非他人任”，擔心左宗棠即刻西行，造成若不是他“則費不能支而事終於廢”，如此，“四裔所笑，天下寒心”。前江西巡撫沈葆楨等百余名官紳聯名寫信，要求左宗棠暫住福州，待外國工匠畢集，創造一有頭緒，再移節西征。

左宗棠上任后，看到地方財政拮據，便採取大刀闊斧的辦法，許多難題迎刃而解，事情辦得順暢，工地上，三天一小變，五天一大變，各項進度都超前達到。船局的牌子挂上了，學堂的地基打好了，船塢的護坡已在施工。

左宗棠最為焦慮的事，便是誰能接替他的工作，挑起船政重任呢？

作者簡介

陳明福，1937年8月生，浙江寧波人。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員，遼寧傳記文學學會理事，大連市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已出版36部作品，包括《“重慶”艦舉義紀實》《海疆英魂》等4部中華名艦系列、《滄桑旅順口》等5部紀實文學、《晚清名將左宗棠全傳》《蘇東坡大傳》等6部人物傳記、《杞憂集》等3部雜文集、《朱可夫兵法》等2部軍事謀略論著、《古今海戰》等7部海洋科普讀物等，逾1200萬字，還有多部待出。《晚清名將左宗棠全傳》獲第四屆中國優秀傳記文學作品獎，《古今海戰》獲第五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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