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畫像”，對山東“十四五”規劃非常重要

當前，中央和各地都在研究制定“十四五”經濟社會發展規劃。

山東作為我國經濟大省，在全國經濟版圖中舉足輕重，“十四五”期間發展如何，不僅深刻影響山東自身，而且很大程度上影響整個國家的發展。

因此，我們要深刻理解把握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認真研判國際國內形勢，客觀准確把握山東省情，對山東經濟現狀和基本特征進行一次“精准畫像”，並在此基礎上謀劃和制定好山東省“十四五”發展規劃。

認清現狀，才能更好謀劃未來

山東經濟現狀是“十四五”規劃的現實起點和約束條件。認清山東經濟的基本特征、主要優勢和劣勢，是制定科學、可行的發展規劃的基礎。

我們可以把山東省經濟的基本特征概括為：經濟總量大而質量中上、人口多、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優越、產業體系齊全、實體經濟和海洋經濟實力強大、縣域經濟發展較好且整體平衡、政府掌握和調控資源能力突出、國有經濟總量較大而效率還有很大提高空間、民營經濟總量不低而活力有待進一步提高。

可以說，山東經濟進一步發展還是有巨大優勢的。

自然稟賦方面，綜合考察地形地貌、土地數量和質量、經緯度和溫度降雨量、海岸線及其質量、地上地下資源等，山東不僅明顯好於粵浙蘇，而且也是全國最好的省份。傳統公共物質資本積累較多。山東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重視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在全國一直是最好省份之一。經濟總量長期位居全國第三，既是重要的發展成就，也為進一步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縣域經濟發展相對較好。改革開放以來，全國經濟百強縣中，山東數量始終位居前三，區域發展比較平衡。實體經濟(包括海洋經濟)實力強大、基礎好。

綜合來看，山東的資源稟賦(生產要素結構和質量)，決定了山東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素質。重化工業、裝備制造業、海洋產業、農業，亦即實體經濟，是山東的優勢和立省之本，也是山東經濟備受中央重視的原因。同時，山東進一步發展好實體經濟，也符合國家“脫虛向實”的戰略導向。關鍵是提高實體經濟的技術含量，全面提高經濟和產業的質量，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高質量發展。

看到優勢的同時，也要正視山東經濟的一些不足。

如，技術資本投入不夠、投入效率有待大幅度提高。雖然山東R&D總投入排全國第三，相對實際財力而言已經很盡力，但與排名第一的廣東和排名第二的江蘇相比，多年來隻有它們的70%左右﹔R&D投入強度(R&D佔GDP的比值)，山東不僅落后於京滬津，也落后於粵蘇浙﹔投入產出效率更低，從專利產出指標看，與粵蘇浙差距是2-3倍的數量級，遠遠高於投入的差距(隻差30%)。這是一個需要分析和解決的大問題。

如，山東雖然是人口大省和人力資源大省，一些城市也能比較多地吸引人才，但與更發達的省份比較，還是有明顯的不足，表現在：山東是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東南沿海唯一人口流入流出總量基本持平的省份(其他皆為淨流入)﹔與粵蘇浙比較，人口中大學生比例最低、文盲比例最高﹔高層次、戰略性科學家少，依靠市場機制吸引和篩選的非官方頭銜的創業、創新型人才少，因而產業和技術創新能力明顯偏弱。

如，缺乏具有超大經濟總量、強大創新能力和帶動能力的大城市經濟體。山東的濟南和青島兩個大城市的貢獻率，遠遠低於廣東的廣州和深圳。廣州、深圳兩城市佔了廣東40%以上的GDP。浙江次之，杭州和寧波兩城市佔了全省經濟總量的35.59%。江蘇的南京和蘇州佔了全省經濟總量的28.06%。而山東的濟南和青島僅佔21.93%，而且規劃水平和日常管理水平也與沿海經濟大省的地位不相稱。廣東經濟總量和質量，尤其是創新能力領先全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廣州和深圳的強大輻射力、創新能力和帶動能力。

如，民營企業活力不夠。山東民企數量不少，規模也不小，但是普遍追求大，創新能力不夠，經濟形勢好的時候喜歡盲目擴張，經濟形勢不好時自我解困能力弱，這是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科學研判國際國內形勢

國際國內形勢，是我們制定“十四五”規劃、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約束條件，對此必須有准確研判和可行的應對措施。

新冠疫情將會相對長期地影響經濟，尤其是影響國際經濟關系：一是直接影響貿易往來和人員往來﹔二是可能導致全球產業鏈的重構﹔三是對國內產業結構和產業鏈變化產生重要影響。山東經濟外向度比較高，受到影響可能要高於全國多數省份。對此，要積極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從通暢國民經濟循環的角度，“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此外，國內幾個重要現象也值得高度關注和研判。

首先，近幾年來，居民儲蓄率快速遞減，負債率持續提高，而且有加速之勢。據央行統計數據，中國居民負債總額2020年上半年已接近60萬億元，人均超過4萬元。這是一個重要的經濟變量。中國歷來是一個高儲蓄率和高儲蓄量的國家，由於房貸、網絡信貸和年輕人消費觀念變化，居民負債率和負債量急劇提高，這會深刻影響投資、消費、教育支出，從而影響長期經濟增長。

其次，伴隨金融開放，國際國內金融風險並存且相互疊加。整個金融系統的敏感性、脆弱性、技術水平、管理水平、職業道德，與應對可能的沖擊和風險的要求之間有比較大的差距，必須正視。

再次，經濟下行壓力大，疊加新冠疫情沖擊，導致各級財政收入增長不快、支出增長較多，財政壓力增加。同時，國有經濟部門體制困擾、改革攻堅較難，民營經濟部門發展環境有待改善等，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最后，山東新舊動能轉換雖已取得重大成效，但由於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的外部沖擊，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節奏，還沒有完全渡過轉換的陣痛期，這是我們研究制定“十四五”規劃必須考慮的重要背景。

准確把握“雙循環”，揚長避短“調結構”

立足山東省情，研判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謀劃制定好山東“十四五”規劃，首先要准確理解和把握“雙循環”的內涵和要求：在盡量拓展國際市場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經濟的內循環，把重心放在完善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上。

對於山東而言，加強內循環，既要加強省內循環，更要加強全國循環。重點是：補鏈，即補齊產業鏈的短板和空檔﹔強鏈，即提高創新能力、技術含量和價值含量﹔長鏈，即延長一些產業的鏈條﹔去鏈，即像去產能一樣刪除一些產業(特別是金融)中寄生性、負外部性的中介性機構、企業等﹔護鏈，即對一些重要又確實還脆弱的產業，在自主開放前提下實施適度保護﹔聯鏈，即強化地區之間和政府部門之間的市場開放度和信息互聯互通水平，促使要素自由流動和信息共享。

同時，必須在內循環中進一步提高產業和產品質量，不能把過去的“對外高質量、對內低質量”的思維和做法，置於新階段的“內循環”之中。

在此基礎上，合理設定GDP增長率目標。沒有GDP增長，就業、居民收入和政府財政都將受到嚴重影響，許多該做的事都成了“無米之炊”。“十四五”時期，大規模城鄉基礎設施投資建設，依然是最可行、副作用最小的拉動經濟增長途徑，也是符合山東短期和長期發展需要的方式。當然，基建也需要優化結構，包括“新基建”與傳統基建的結構等。

山東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應是“高質量實體經濟戰略、高質量海洋經濟戰略、以濟青為雙核的超大城市經濟戰略和人才及技術創新戰略”。其中，人才戰略是技術創新戰略的基礎，人才和技術創新戰略是前三個戰略的基礎。

應強化超大城市經濟思維，打造濟南和青島兩大中心城市和以其為中心的兩大城市圈。山東經濟，從區域意義，發展重點就是“兩圈一線”，即以青島為核心的城市圈和以濟南為核心的城市圈，加上濟青一線的城市。“兩圈一線”高速高質發展起來了，其他地區才可能真正被帶動起來。即使少數地方被帶動的少一點，也能把其人口吸引到兩圈一線來，對其他地區的扶助也才有物質基礎。廣東就是如此，發展重點一直在大灣區。沒有重點也就沒有亮點，沒有真正的創新中心，從而也就沒有能夠起重大帶動作用的經濟增長極。

“十四五”時期，我們要在全國經濟版圖中，准確定位山東的產業結構，揚長避短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把政府產業政策的作用重點從產業、企業和產品轉移到生產要素。

首先，山東以實體經濟提升為重點，靠實體經濟立省和富省富民，永立不敗，因此必須“兩條腿走路”調整產業結構和實現產業升級，千萬不能迷失自我，揚短避長，變得什麼都不是。新興產業發展，貴陽和杭州等城市值得借鑒，但借鑒的是思維方法和營商環境，而不是具體的產業和做法。我們有條件、也有基礎，打造出在全國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端制造業基地和海洋產業基地來。

其次，各級要盡量、盡快地把產業政策的作用重點，轉移到生產要素上來，主要是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基礎科學和重大關鍵技術研發以及公共物質資本積累，以補生產要素短板、提高要素質量，不要直接干預產業、企業和產品，把這些交給市場去選擇。

最后，堅持和落實“兩個創新”：國有經濟體制為核心的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

以國有企業為核心的體制機制創新，必須落實於具體點上和行動上。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就是國有經濟和國有控股企業的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不深化到位，經濟難有活力，民營企業難有好的發展環境。要深刻理解把握中央《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堅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充分認識國有經濟在新時代的功能定位，不要越位，已經越位的、存在於競爭性的、非重要產業的國有資產，要堅決退出來。先退出，再考慮怎麼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公司治理結構。

技術創新，尤其是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的自主創新，必須靠投入和人才。沒有科學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投入的經費產出低、浪費嚴重，既有人才不專心、不努力搞研發，國外的人才不回來，國內的人才還流失，企業急功近利，不進行核心技術創新，種種因素必然導致我們一到關鍵時刻就受制於人。因此，“十四五”時期，一定要把科技創新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千方百計突破關鍵核心“卡脖子”技術。

(作者：黃少安，系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院長，原文載於9月15日《大眾日報·理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