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啟示錄：全媒體環境下如何有效進行基層輿論引導

編者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全國民眾上下同心，當前疫情防控已進入關鍵時期。在疫情防控過程中，夾雜各類亂象，攪動輿論，人民網輿情數據中心/人民在線將結合自身技術優勢和內容優勢，給出“人民解讀”、“人民方案”，推出策劃《疫情啟示錄》，陸續從金融科技助力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區塊鏈技術解決公益信任問題、融媒體中心提升輿論引導效能、重大疫情中如何做好信息的發布、大數據在疫情防控中的應用、重大疫情發生后潛在輿情風險如何評估及防范、重大疫情中的謠言處置機制、重大疫情中的新聞直播的挑戰、網絡社會情緒的監測及應用等方面進行深度分析，以饗讀者。

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大考當前當有所深思，方能推動社會治理之進步。

2020年，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席卷了整個中國。從1月20日鐘南山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起，幾乎每個人每天都被各種有關新冠病毒疫情的信息輪番轟炸。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對比2003年非典時期的信息傳播主要以手機短信、論壇等傳播速度較慢、傳播形式單一的平台來說，如今以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傳播實時、形式多元的社交媒體平台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第一渠道。

國家統計局1月17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突破14億。CNNIC2019年8月30日發布的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54億，手機網民規模達8.47億。在此背景下，社區作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線，實現基層防疫戰線中輿論有效引導“最后一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細分不同類型人群 打通傳播最后一公裡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具有突然爆發、信息量大、新聞價值強、信息傳遞快等特點，而網民在面對洪水般涌來的信息時，對獲取真實、准確信息的渴望也變得非常迫切。2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明確強調，要依法做好疫情報告和發布工作，按照法定內容、程序、方式、時限及時准確報告疫情信息。國務院總理、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此前也多次指出：推動防控力量下沉，堅持公開透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本身的特性在於，會讓外部一切可接觸的人、物變得十分“可疑”，此時相關基層單位要想搶得“第一時間”，做事件的“第一定義者”，信息的公開透明與不間斷的持續跟進就是一顆有效的“定心丸”。

對於全媒體景觀中的人們來說，基層部門的輿論引導側重於與民眾生活相關的具體舉措。這得益於主流話語體系中疫情動態變化的逐步完善，例如各中央媒體、地方省市重點媒體的深度戰“疫”報道，“全國新型肺炎疫情實時動態”“新型肺炎確診患者相同行程查詢”“病例活動場所路線”等互聯網產品的逐步推出等。基層發布的信息此時更多的是對上級舉措的傳達與細化，是對主流話語體系的補足，例如在目前基層嚴控的情勢下，人們的衣食住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不少社區通過對所轄居民的登記管理，經由微信、短信、生活提示等措施發布本社區的管理動態，在增強人們防疫意識的同時保障居民生活的便利，避免信息溝通不暢導致的后果。

而對於全媒體景觀中的“局外人”來說，如何發揮基層優勢把疫情資訊、防控科普等內容傳達到田間地頭也成為了互聯網時代的一個新挑戰。中國鄉村作為網絡基建、醫療資源相對薄弱的地區，春節期間人們的返鄉潮一度引發擔憂。可喜的是，我們從被網友廣泛點贊的“各地村干部大喇叭喊話PK”“農村抗疫硬核操作”等熱門話題中看到，因地制宜、因時度勢成為中國農村在社區治理及公共衛生上覺醒的重要轉變。有條件的地區，通過H5、短視頻甚至無人機“喊話”的方式提醒村民防控肺炎感染﹔沒有條件的地區，“大喇叭”“小喇叭”全天候全時段播出，甚至為了讓普通群眾聽得到、聽得懂、聽得進，還創造出了快板、順口溜、方言版宣傳語等等新花樣。

輿論引導的網格化 避免信息過載帶來的焦慮

2月10日起，全國多地企業迎來大范圍復工。人員的返程，各大城市的防疫形勢更為嚴峻，不少地方發布通告稱，要嚴格居住小區（村）的封閉式管理。密織防線、不留死角、不留盲區成為社區網格化防疫保衛戰的工作目標。不過現實情況表明，在具體的工作操作中，網格化管理所面臨的困難還有許多。

首先，城市社區與農村社區的輿論引導困境截然不同。城市社區以家庭為單位，鄰裡關系相對鬆散。如果防控宣傳不到位容易形成一個個信息孤島，加之普通居民與城市社區的關系往往僅局限於登記、排查等“點頭之交”，其對居民的影響基本趨近於零。農村社區往往以宗族血緣為單位，鄰裡關系緊密深厚，與基層工作人員打交道的渠道較為豐富，屬於熟人社會，農村社區對所轄居民的影響比較積極。但受接收信息習慣影響，社區居民往往滯后於社會主流，加之親友群中的信息交匯，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謠言影響則較為嚴重。

其次，防疫科普內容較為停滯，沒有跟上社會變化。春節期間的返鄉潮、春節過后的返工潮，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已經開始。對於城市社區居民來說，是從一個社區轉移到另一個社區，變化主要以不同社區的管理措施有關。但對於不少偏遠地區的農村家庭來說，是從農村社區轉移到城市社區，但從目前中國鄉村的防疫宣傳來看，往往將大喇叭的宣傳重點放在引導村民避免大規模聚會、避免外出串門等防疫教育上，對疫情期間的出行如何有效防控的宣傳引導較少。

第三，走紅標語足夠“硬核”，但科學防疫不能僅靠“恐嚇”。“口罩還是呼吸機，您老看著二選一”“發燒不說的人，都是潛伏在人民群眾中的階級敵人”“帶病回鄉，不孝兒郎﹔傳染爹娘，喪盡天良”等等“硬核”標語走紅了網絡。誠然，標語反映出的社會現象確實很客觀，致使部分基層部門不得已寫出了如此簡單粗暴的提示。但如此吸人眼球的標語，未必是件好事，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宣傳標語往往帶有情緒色彩，其后果是居民面對疫情“腦門發涼、心裡發慌”，一方面一定程度上直接加劇了百姓對疫情的焦慮﹔另一方面，在擔憂、焦慮的情緒下，社區管理者與居民因嚴管帶來的小摩擦容易導致矛盾升級﹔此外，這也與對抗疫情的形勢不合，當全民呼喊“武漢加油、中國加油”的時候，人們需要的是抗擊疫情的信心與斗志，而不僅是對疫情病毒的恐懼與反感。

以縣級融媒體中心為橋梁 完善基層輿論引導機制

2018年9月20日，中宣部作出部署，要求2020年底基本實現縣級融媒體中心在全國的全覆蓋，努力把縣級融媒體中心建成主流輿論陣地、綜合服務平台和社區信息樞紐。此次疫情的爆發，無疑是對縣級融媒體中心的一次實踐應用考驗。

梳理媒體報道發現，面對疫情，各地的縣級融媒體中心通過防控宣傳、科普宣傳、典型報道、監督報道、辟謠聯盟等進行發力與突破，並通過“網、報、端、微、視、屏”等終端同步推送，將疫情信息准確下沉給基層群眾。但從實際效果出發，部分基層單位的內容傳播還停留在領導關懷、工作報道、上情下達上，基層故事的構建較為薄弱。這既是短板也是機遇。

對於基層來說，受地理范圍限制，有價值的新聞內容容量小，不夠形成本地獨立的新聞傳播應用。從其他縣域的經驗來看，“新聞資訊+政務服務”就成為拓展基層輿論陣地的首選。一方面，通過推進政務“零跑腿”服務工作，滿足基層群眾的辦事需求，在提升群眾幸福感的同時提升基層部門的公信力﹔另一方面通過政務端口的數據整合，可以掌握本轄區居民的基本情況，通過對居民數據的深入挖掘，實現對居民生活需求與民生關切的准確認知，進而可以精准回應民生。人民網黨委書記、董事長、總裁葉蓁蓁講到：“黨的十八大以來，媒體融合深入發展，應主動突破原有邊界向跨業融合、社區融合縱深發展，為人民群眾提供政務服務、生活服務、社交服務、智慧黨建等於一體的全效功能”。從本次疫情的實際出發，如果真正實現融媒體中心的社區融合，能夠對居民的生活有基本的認知，對民意的承受力有精准的評估，那麼在有關群眾切身利益的管理措施上，就會少走許多彎路。

輿論引導工作是一門系統科學，必須建立健全一個統一指揮、反應靈敏、運轉高效的工作機制來保証應對突發公共事件宣傳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與科學化。回顧疫情期間部分基層社區在突發事件的解決與處理上的手忙腳亂，這表示建立一個完善的事件輿情預警體系至關重要。

近年來各級政府部門已經逐漸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的突發事件應急處置預案，並從機構設置和人員安排上給予了保障，但對於基層部門來說，對有關方面工作的重視與投入還普遍不足，應急宣傳與輿論引導工作也不夠積極。

基層作為社會治理的末端，受人力、物力、財力的限制無法建立構成完備的應急預警協調中心﹔但基層作為深入群眾的第一線，每個社區管理員、網格工作者所掌握的居民信息遠超出輿論場中對於本地的信息報道量。如何運用好這些真實信息，是基層輿論引導與社會治理的工作重點。

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副教授陳曉運指出，近年來，以基層社會智能平台建設為重點，借力信息科技實時動態獲取社會狀況和精准配置管理力量為特征的技術治理革新在全國涌現，並且開始釋放治理效能。隨著5G、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不斷發展，基層的輿論引導可以以縣級融媒體中心為政府與群眾溝通的橋梁，通過“管人”“管物”到“管數”的方式轉變，成為中國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新路向。（人民網新媒體智庫研究員 曲曉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