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

　　85年前，中國共產黨在黔北重鎮遵義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軍事戰爭等重大問題，並確立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遵義會議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解決了當時最緊迫的軍事問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從1931年9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成立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左”傾路線時期，其最大惡果就是排擠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樣一來，原來勝利發展的革命形勢遭到全面破壞，革命事業受到嚴重損失。中央紅軍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完全照搬蘇聯紅軍的正規戰戰法，把過去蘇區反“圍剿”的經驗拋得干干淨淨，最終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中央紅軍主力退出中央根據地，被迫長征。

　　在歷史危急關頭，遵義會議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問題經驗教訓進行總結，會議認為：“一切事實証明，我們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圖拿黨的正確的路線來為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做辯護是勞而無功的。”會議認為：“在目前中國國內戰爭的階段上，在我們還沒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動，白軍士兵的嘩變的配合，在我們紅軍數量上還是非常不夠，在我們的蘇區還只是中國的一小部分，在我們還沒有飛機大炮等特種兵器，在我們還處於內線作戰的環境，當著敵人向我們進攻與舉行‘圍剿’時，我們的戰略路線當然是決戰防御，即是我們的防御不是單純防御，而是為了尋求決戰的防御，為了轉入反攻與進攻的防御。”

　　遵義會議肯定和確立了毛澤東決戰防御軍事路線的戰略戰術原則。劉伯承回憶：“遵義會議后，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於敵人之間，以為我向東卻又向西，以為我渡江北上卻又遠途回擊，處處主動，生龍活虎，左右敵人。”“這些情況和‘左’傾路線時期相對照，全軍指戰員更深刻地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的路線和高度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藝術，是使我軍立於不敗之地的唯一保証。”

　　撥正了中國革命航向，是中國共產黨堅持走獨立自主道路的開始

　　遵義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開始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獨立自主地決策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黨在遵義會議后的轉變，就是黨的高層干部從失敗中逐漸得到了經驗、提高了覺悟，結束了教條主義的錯誤，也認識了經驗主義的錯誤造成的嚴重后果，同時養成了聯系群眾、實事求是的作風。”

　　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糾正“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當時由於電台無法和共產國際取得聯系，中共中央在沒有請示共產國際和沒有得到共產國際批准的情況下，在遵義會議上獨立自主地撤銷了“三人團”，批判和否定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對紅軍的最高指揮權，認為“特別是華夫（李德）同志的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極大的發展，自我批判絲毫沒有，對於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採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殺了。”

　　獨立自主成為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立黨立國的重要原則。毛澤東指出：“有先生有好處，也有壞處。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這也是一條真理。我們過去就是由先生抓住手寫字。從一九二一年黨成立到一九三五年，我們就是吃了先生的虧。綱領由先生起草，中央全會的決議也由先生起草，特別是一九三一年的，使我們遭受了很大的損失。從那以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我們認識中國，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這怎麼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說蘇聯一切都對，不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

　　改變了中國政治方向，是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熟中央領導集體的開始

　　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層。毛澤東政治地位上的變化，為他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全面系統思考中國革命道路問題提供了可能性和現實性。參加遵義會議的楊尚昆回憶：“中國共產黨人幾經挫折和失敗，經過遵義會議這一重大歷史轉折，才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正確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從一個主要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成為主導全黨全軍的領袖，是一個充滿斗爭和艱難曲折的過程。一方面是由於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主張逐步深入到全黨，他在粉碎敵人‘圍剿’中表現出來的軍事指揮才能為全軍所接受﹔另一方面是由於像恩來同志這樣一些黨的負責人，在血的教訓面前，以黨的利益為重，胸懷寬廣，服從真理，堅決擁護和信賴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

　　遵義會議之前，中國共產黨處於幼年時期，對共產國際過度依賴、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規律認識不深，沒有形成堅強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指出：“遵義會議之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朱周和任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去世以后，又加了陳雲同志。”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當時的職務雖不是最高領導人，但在黨和紅軍最主要的軍事斗爭工作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因為毛澤東長期處於軍事斗爭的第一線，他表現出的卓越才能得到了紅軍指戰員的高度重視和普遍尊重，同時張聞天、周恩來和朱德等領導人又非常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和建議，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決策中實際上處於領導核心地位。

　　正如胡繩所言：“后來的歷史証明，遵義會議不只是軍事路線和領導的改變，而且改變了政治路線，展開了新局面。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勝利后再來看，遵義會議的意義可大了。沒有遵義會議，很難設想在抗日戰爭中黨和軍隊的力量能夠有如此大的發展，很難設想能這麼快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在遵義會議召開14年后，中國革命就取得勝利，這是事前不能設想的。現在回顧起來，是遵義會議奠定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堅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