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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曾談“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

2015年07月24日05:56    來源:北京日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張學良曾談“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

  張學良手跡

  長期以來,關於“國民黨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的問題一直是人們討論的一個熱點話題。除了民間說法、學者觀點之外,歷史當事人如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都對這一問題有過回憶、分析和檢討。張學良參加過國共內戰,由於特殊的經歷,出於對國共兩黨的深刻了解,他在晚年口述歷史時,對這一問題作了有異於一般學者和其他當事人的總結。這裡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毅荻書齋”存藏的張學良口述文本為主要材料來梳理張學良的相關認識。這一文本所述內容廣泛,涉及領域頗多,將歲月抽打過的個人記憶敘述得聲情並茂,將長期反復推敲過的思考結論講得既清楚又深刻。細細研磨,雖然也可以發現有被所處政治生態和群體記憶扭曲的痕跡,但總體上不掩其率性純真和一語破的的特色。

  ■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也就是沒有中心思想”﹔“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

  人們盡管對戰略一詞內涵和外延的解釋古今中外多種多樣,但有三個最重要的關鍵詞無人忽略,那就是判斷、手段和目的。簡言之,戰略要解決的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通過何種手段達到什麼目的的重大問題。

  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採取了依靠強大的軍事優勢,對共產黨採取軍事“圍剿”,以此達到徹底消滅共產黨的戰略目的。張學良在1936年就明確地、不止一次地提醒國民黨戰略的制定者蔣介石:“共產黨您‘剿’不完!”

  張學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確並在此后被歷史証明了的判斷?因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戰略背后都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這隻手在暗中操縱著戰略的制定和實施過程,這就是“中心思想”。國民黨雖然一度是執政黨,也控制過國家政權,但一直沒有形成中心思想。張學良直言: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的原因,也就是沒有中心思想”。他分析說,國民黨雖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義,也向他的黨員採取各種方法灌輸,但“信仰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屬於自個兒的……信仰不是旁人給你加上的。”隻靠硬性灌輸是不能使黨員樹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義,真正的三民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可以說多數人不知道。背總理遺囑,就在那兒背,他的真正徹底的意思在什麼地方?誰也沒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國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彌陀佛’,你問她‘阿彌陀佛’什麼意思,她不知道。”

  張學良說:國民黨沒有“中心思想”,黨首蔣介石也一樣。“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共產黨與國民黨正好相反,共產黨“完全是黨的主義,守著黨”,“共產黨有目的,他相信共產主義,所以他能成功。”“甚至於每一個兵,完全是一個思想——共產主義,這是第一樣﹔二一樣,他們經歷了萬裡長征,剩下的這些人,可以說都是精華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這樣子。”國民黨軍隊 “根本沒有什麼國家的思想。”包括中央軍“都是雇佣兵,少數的人是團結的,多數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這當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別處去當兵。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同之點在這。所以我跟蔣先生講,我們打不過他(們),固然他(們)人少,我們人多,但他(們)團結,我們是個(盤)散沙。”

  ■南京政府政策不公,雜牌軍不滿﹔共產黨看得明白,和雜牌軍也不真打

  國民黨打不過共產黨,除了缺乏信仰,沒有明確的政治方向之外,政府政策不公癱瘓了前線指揮系統,也是重要原因。張學良以自己為例分析說:“當年我開始時,我對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說的話,我是完全服從,中央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后來我發現這不對呀!中央對我不是這麼回事啊!”他從三個方面進行總結:

  第一,國民黨中央對中央軍和雜牌軍不一視同仁。1935年末,東北軍的兩個師被中國工農紅軍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補充,沒有。可是死這麼多人的撫恤呢,除了我個人拿出錢來撫恤外,再報中央依‘剿共’陣亡撫恤,但中央分文未撥。那個時候,我有一個營長……他說:‘政府給我一個條子,讓我回家去領,我家在東北,我上哪去領?’”“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們東北人,家都沒了,上哪領撫恤?被打死的人領不到撫恤,受傷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講理。”

  那麼,為什麼中央政府明知東北淪亡,還給東北軍陣亡將士開空頭支票?張學良說:“蔣先生啊,他總有一個意識……總是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別清。這個是我自己親兒子,那個是干兒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軍隊減員了也不許招兵,全國都不能招,這不能說不對了,政府下的命令,那麼我們發現,他把我們損失的兩個師的番號給撤銷了,卻暗地裡讓胡宗南招兵……親兒子怎麼都行,干兒子怎麼都不行,那怎麼能行?”

  第二,蔣介石讓雜牌軍“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兩砍”,借刀殺人。“中央讓雜牌軍‘剿共’,中央軍不‘剿’,雜牌軍對中央當然都不滿……因為什麼?”“事情明擺著,誰都明白,這不是讓我們去‘剿共’,等於是讓共軍消滅我們。”

  第三,幾乎所有“非中央軍”都發現了蔣介石是在“借刀殺人”,所以,前線軍隊有令不從。西安事變前,張學良是“剿共”前線總指揮、副總司令,指揮東北軍、西北軍。他說:“比如說楊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揮的。楊說,讓我們去打,錢呢?”“那馬家軍問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給我補充不補充?槍支彈藥我打完了我上哪兒領去?我花的錢,誰給我?兵打沒了,不許我再招,那我怎麼辦?”一個前線總指揮,國民黨的一級上將,“兒媳婦一樣,我怎麼做?沒法做了。你沒法回答。我怎麼回答?那麼我隻能說你看著辦吧。” “蔣先生利用‘剿共’消滅雜牌軍的這種做法,共產黨當然也明白。共產黨跟雜牌軍也不死乞白賴打,雜牌軍也知道共產黨不真打。”

  ■“國民政府內部隻有四個字:爭權奪利”﹔ “不是國民黨把大陸丟了,是大陸人民不要國民黨啦”

  1935年,張學良出席了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五屆一中全會。這期間,他對南京政府和國民黨政治、高官素質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開始時我對國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國民政府內部隻有四個字:爭權奪利。他們都不是為了國家。”國民黨中央開會“亂七八糟,蔣介石講話新名詞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時候蔣先生講話,最愛說三個詞: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兒也不愛聽,閑得沒事啊,就在那兒做打油詩。”什麼“大委員委小委員,中委,執委,監委,委實無聊”,一個執政黨中央開會,庸俗到如此程度。

  更令張學良失望的是,汪精衛遇刺時,“槍一響,大家都嚇跑了,連警察、警衛,都跑了……那真是丑態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張溥泉抓住了,跑回來的幾個警察還在那掰槍栓呢,掰也掰不開,我說算了吧,現在人都抓住了,你還掰槍栓干嘛?”“事兒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現場,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個人啊。警察看見一個人在廁所坐著呢,就問他:‘你在這干什麼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問:‘解手你怎麼坐在地上啊?’……警察又問:‘你是干什麼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員。’‘你叫什麼名字?你怎麼不帶証件呢?’那人說:‘我証件扔馬桶裡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員啊。”

  一個黨在這樣一群人領導下,又是處於國難當頭的年代,豈有不敗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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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祝洋、胡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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